首页 >> 海归学人 >> 每期杂志 >> 2021 >> 2021年-01期

【历史一页】海外归来参加祖国建设

作者:谢希德

2021/3/19 14:37:36

  编者按:2021年是谢希德先生诞辰100周年。谢先生在上海市欧美同学会恢复活动后历任第四、五、六届理事会会长。六年来,谢会长呕心沥血,身体力行,领导、组织、倡议和参与我会一系列重大活动,为我会的发展和扩大海内外影响和作用作出了不可估量的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重温学习《海外归来参加祖国建设》一文,再次深刻感受谢会长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殷殷报国之情。

  1952年8月,我和爱人曹天钦一起,乘坐英商蓝烟囱公司的客轮“广州”号,从英国南安普敦启程回国,至今已36年了。36年来,我心情舒畅地为祖国贡献力量,感受到欣慰与欢乐,也在“文革”中有过痛苦和悲伤。粉碎“四人帮”之后,常有外国朋友问我:“你从海外归来,在‘文革’中吃了那么多的苦头,不后悔吗?”对于这个问题,我是早有考虑的,因此回答得很坦然:“不后悔!我从海外归来参加祖国建设,走的是一条正确、光明的道路,我为能亲自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自豪,虽然遭受不幸,但与国家所受的损失相比要小得多,个人的恩怨比起我们的事业,算得了什么呢?何况许多对革命事业有很大贡献的老前辈,吃了更大的苦啊!”今天,每当我回顾自己从海外归来的这段历程,心情还是异常兴奋和激动。

  1921年3月,我出生在福建省泉州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我四岁时,生母因患伤寒病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此后,父亲、祖母和我一家三口迁居北京,住进了燕园。我父亲谢玉铭,青年时代在北京协和大学(燕京大学的前身)读书,后来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学成后归国应聘担任燕京大学物理系教授。

  我的童年是在北京度过的,继母很关心我的学习和身体健康。1932年,我在念初中时,天钦恰好与我同班,彼此相互了解,再加上我们的父亲在燕京大学是同事,因此我俩有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到了1946年春,我正好25岁,便与天钦订婚。当时他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正准备到英国深造,而我却在福建长汀县的厦门大学即将毕业。虽然我们都有为祖国科学事业作贡献的强烈愿望,但国内的状况不能不使我们忧虑。抗战胜利的喜悦已为内战的愁云所代替,物价飞涨,生活颠沛。我们认为,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只能暂时出国学习。临别时,我俩约定,我随即争取赴美国深造,两人结束学业时在美国聚合,一同回国。

  1946年夏,我告别母校到南京参加出国考试,秋天开始在上海沪江大学任助教。不久,我考取赴美自费留学,即通过在美友人联系就读的学校,1947年进入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这个学院在麻省的一座小城市,当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是美国七所著名女子学院之一,以培养本科生为主,部分系科兼收少量研究生。我在该校物理系任助教,并攻读硕士学位。在顺利完成两年学业之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麻省理工学院堪称世界第一流高等学府,藏书丰富,设备齐全。我更幸运的是能在W.P.Allis和P·M·莫斯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特别是莫斯教授,是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之一,著述丰富,在运筹学领域是开拓者,基础理论方面也很有修养,他和Feshbach合著的《数学物理方法》一书,至今还很有价值。在他的建议下,我选择理论物理作为主攻方向,并兼为实验研究做些计算工作。

  1949年10月后,继母和弟弟们经常给我写信。他们告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和解放前相比,国内的情况完全两样,解放军官兵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欺压老百姓,政府官员为人民服务,物价比较稳定,1949年后回国的一些学者正在发挥很大的作用等等,希望我和天钦早日归国。在校的中国同学大多接到家人来信,相互转告,为祖国的振兴感到衷心喜悦。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心情难以自抑,巴不得马上能飞回祖国,飞到北京。

  但是,后来我也从别的地方听到一些令人担心的传说:国内“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搞得很激烈,有些人在思想改造中跳楼自杀。这时,我在思想上也有斗争,是等一等、看一看再说呢,还是马上做好回国准备。我心想,在迎接祖国新生的岁月里,自己出国求学,没有为革命做什么工作,现在祖国需要大批建设人才,我却留在国外,实在说不过去,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责无旁贷,不能再等了。

  时间很快推移到1951年春天,天钦获得博士学位,这年秋天,我也获得博士学位。我们准备按原先的约定,让天钦到美国和我举行结婚仪式,然后一起回国。可是意外的事件发生了:美国政府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的声势越来越大。美国移民局在1951年下半年发布了一项规定,凡在美国攻读理工科的中国学生,一律不得返回中国大陆。这个规定一下子把我们的计划打乱,不过,我们很快就冷静下来,积极寻找回国的办法。

  我俩经过一番商讨,决定了新的行动计划:我申请去英国,然后取道回国。天钦即向英国有关部门提出为我签证的要求,不料英国方面鉴于当时情况,表示除非我提出保证,在三个月内离开英国,否则不予签证。我何尝不想尽快离开英国投向祖国怀抱呢?但是,三个月离开英国回国的保证,又会给我离开美国带来困难。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间,天钦的老朋友李约瑟先生伸出热情的援助之手。李先生是英国著名的学者,得知我们的情况后,亲自到英国有关部门以个人的名义担保我三个月内一定离开英国。这样,英国有关部门很快为我签署了一张特殊的“旅行通行证”,凭此我可以进入英国。

  但是,有了入境证明,美国若不发给出境证明,我还是到不了英国。于是我们决定把结婚地点移到英国,而我以赴英结婚为理由,申请离开美国,并向移民局出示英国有关部门签署的“旅行通行证”。结果移民局为我签发了出境证明,经办人员还为我出主意,结了婚赶快回来。我高兴地接过证明,但一看,这并不是正式证明,正式的证明要到船上才能拿到。因此,天钦关照我一定等上了船拿到正式的证明,而且须待轮船驶离哈德逊港后,再给他发电报,只有到那时,我的出走才算成功。因为从美国开往英国的轮船是英国的,上了轮船就像到了英国国土。当我提着简单的行李登船后不久,美国移民局即有人来到船上,问我为什么去英国,我镇定地一一作了回答,他看了看我的行李,再也没有继续盘问下去,递给我正式的出境签证。

  到了英国,一切都很顺利,我们稍事休整,便忙于举行婚礼和联系回国的事。天钦早已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王应睐先生有书信往来,并决定到他那里工作。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他们为我联系到交通大学任教。结婚仪式很简单,请了天钦的几位朋友光临,随后把这个喜讯告诉父亲、母亲和弟弟们。父亲不支持我们的这一举动,他希望我留在美国或英国工作,但我们早已决定,父亲再也不理我们了。

  1952年8八月底,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终于告别剑桥,登上“广州”号海轮离开英国,经过苏伊士运河、印度、新加坡、香港到达深圳。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离深圳码头只有几十米了,岸上的扩音器里传出雄壮的歌声,我心中激起翻滚的波涛。这次从美国取道英国之行,经历不少曲折,耗费许多精力,回国的目的总算达到,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随后,我们来到祖国南方的大都市广州,从那里转车奔赴上海。

  列车在上海火车站一停下,我们就看到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的同志们到车站迎接。我们的心都向往北京,在上海只作短暂逗留,便又风尘仆仆踏上北去的列车,探望久别的继母、弟弟们和天钦的父母。从北京返沪时,正值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交通大学物理系大部分并到复旦,11月中旬,我便到复旦大学报到,从此在教学和科研战线上开始紧张的工作。1956年5月,曹天钦和我在同一天分别由所在单位的党支部吸收为中共党员,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的生命。

  万万没有想到,这段海外归来的经历,在“文革”中竟成了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造反派怀疑我是“特务”,理由是朝鲜战场上英美是同盟军,美国不允许你回国,英国怎么能允许你出境?他们还挖苦我说,平时我讲课时逻辑性很强,怎么遇到这个要害问题却讲不清楚了?在那是非颠倒的岁月,我即使有三寸不烂之舌,也难以讲清。因此我和天钦都遭到批判、斗争,我被关在学校的低温实验室内达九个月之久。低温实验室是我亲手创建的科研实验室,没想到科研没搞成,却成了禁闭我的隔离室。我10岁的儿子在家里独自生活,天天盼望母亲归来,我家的保姆不堪造反派的威吓而自杀身亡。在残酷斗争中,我身心受到摧残,乳腺癌病情加重,只得请求到医院进行放射治疗。我心里明白,“文革”中出现这些反常现象决不是党和人民所能允许的,只不过少数人暂时的倒行逆施。1972年,周恩来总理主持政府工作,我才得以重返教学岗位。

  粉碎“四人帮”后,我被任命为复旦大学副校长。1983年,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同时挤时间参加科学研究,多次出国访问、讲学,促进学校与国外大学的联系。近年来,又参加了党和人民政协的工作。

  36年前,我怀着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心愿,不远万里几经周折回到祖国怀抱,做了一点工作,祖国和人民给了很多荣誉。母校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等七所大学也授予我科学博士的荣誉称号,这都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一定尽自己的力量,为社会主义祖国多做贡献,再立新功。

  (本文原载2000年4月7日《联合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