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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健康码、免疫体与数字人

2020/12/18 10:04:36

吴冠军

我会副会长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

欧陆政治哲学研究所所长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在对抗新变异冠状病毒的“战疫”中,“健康码”起到了重要作用。“健康码”是搭载在智能手机客户端(如支付宝、微信)上的小程序,由个人实名认证并填报健康状况(体温、接触史等);平台端则通过对手机漫游轨迹的定位,并利用大数据(打通社区、办公物业、交通口数据)算法比对密切接触人员,尤其是比对既有“涉疫情重点人员库”,从而达成对个人自主填报之健康信息进行高度精准并实时更新的动态校验。“健康码”最终体现为一个带有颜色标记的二维码(表示健康的“绿色”会根据一个人出入不同的时空场域而自动改变成“黄色”或“红色”),作为个人的健康证明。正是基于这一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变色”系统,“健康码”很快在疫情防控部署中,被用作身份识别系统,成为人们进出社区、办公口、交通卡口、机场火车站等多个场景的“通行证”——扫码核验、亮码通行,成为了疫情期间人们越来越熟悉的进出程序,对有效排查疑似病患、控制病毒播散发挥关键作用。

  “健康码”,诚然是当代数字技术的一个“微创新”。进而,从政治哲学视角来考察,“健康码”究其实质,是经由数据语法化(体现为“二维码”),以技术对象(technical object)的形态具化了共同体的“准入”边界。共同体从来是有“边界”的,我们每个人国际旅行所必须持有的护照(以及其上所附有的相关签证),就是共同体准入边界的一个具身(embodiment)。当然,很多时候这样的边界不被看到,但是一直以潜在的方式存在着,在某些时刻会突然被激活。共同体总是以“排除”(exclusion)作为“准入”(inclusion)的前提。在当代世界,我们所熟悉的“排除”形态包括: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排除”、文化-文明意义上的“排除”、语言-方言意义上的“排除”,以及更涉及生物-身体层面的种族意义上的“排除”、性态意义上的“排除”……但当代意大利政治哲学家罗伯托·埃斯波西托认为,即便我们能够克服意识形态、文化语言、乃至种族性态肤色的共同体边界,却是仍然无法避免“免疫”意义上的共同体边界——免疫意义上的“排除”,是在生物性层面上展开。埃氏提出,“共同体”(community)一直和“免疫体”(immunity)互为关联:“共同体”确立免疫边界,使内部公民不受外部的伤害。

  “健康码”,便正是借助当代数字技术,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有力地强化了共同体的免疫能力。建立在数字城市性、算法化社会性、大数据主义这三大要素之上的“算法治理”(algorithmic governance),系统性地升级了面向人口的“安全技术”,从而极大地提升了生命政治所指向的“生命治理”——此前依赖于政府各级公务员手工操作的“生命治理”诸环节,正在全面并且加速地迈向数字化与智能化。

  在技术政治学的意义上,“健康码”充分地展现出“生命治理”进入数字化形态后的高效性。新冠疫情防控初期,各地政府部门和基层组织普遍采取手工操作和人海战术,对流动的人口和复工复产的企业进行层层审批和逐级上报。基层组织陷入数据与表格的汪洋大海之中,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各个上级部门的信息报送任务。更关键的是,不同层级、地区和部门之间的数据不共享和信息不对称,使得正常的健康人员无法流动,合规的企业难以复工复产,也为基层工作制造了大量麻烦。而“健康码”通过智能设备(主要是智能手机)捕捉行迹,并经由大数据平台来将个人健康评估数字化,以低成本+高精度的方式实现了针对病毒防控的高效治理。并且,现阶段的“健康码”尽管是以阿里巴巴牵头、不同企业参与开发的方式进行,但已然实现了平台间与地区间的数据互认,换言之,实现了民众一次申报,各场所一体通用。这就使得健康人员在新冠病毒“大流行”(pandemic)的状况下仍能够流动,从而有效推进了各项社会经济活动的复苏。“健康码”这个具体案例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技术所带来的一个“微小的创新”,却能够深层次地改变生命治理格局,有效提升疫情防控的成效,并在保护生命的基础上对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和跨区域人员流动实现了动态精准管理,从而达成治理升级。

  另一方面,以“健康码”为当代范例的算法治理,无可逆转地将产生出如下政治哲学后果:在技术政治与生命政治的双重推动下,它在政治层面上造成了共同体“成员资格”(membership)的重要变化,亦即,“肉身人”(corporeal person)朝向“数字人”(digital person)的关键转化。

  要讨论一种在社会中新出现的“技术对象”,首先需要看它被用来处理什么问题,以及经由怎样的论证,在这个基础上来分析它所产生的诸种意图的与未意图的效应。前文讨论了“健康码”作为应对新冠疫情的技术创新,诚然对控制疫情起到了显著作用。但是它也产生了一组未意图(unintended)的效应,譬如,不得不接受“数字生活”,以及因此带来的“隐私权”的受侵。于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关于“健康码”的分析。

  在政治哲学层面上,作为权利的私人隐私(“隐私权”)与作为权利的生命(“生命权”),尽管同作为现代性所创造并正面认肯的政治价值,但就其在现代性政治哲学大厦中的符号性-话语性地位而言,前者远远不及后者。更精确地来说,“生命权”是基础性的,“隐私权”是衍生性的——“隐私保护”话语与“生命保护”话语并不在同一个政治哲学层级上。何以如此?

  我们有必要回到现代性的开端处。作为现代性政治哲学大厦的奠基者,霍布斯这样论证国家的必要性:对死亡的恐惧是人最大的激情,对存活的渴求是人最大的欲望。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对彼此的生命造成了威胁,在这种“每个人与其他每个人之战争”的状态下“人的生命孤独、贫困、卑污、残忍和短寿”。于是,最符合理性的行动,就是所有人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部分性地将自己“自然权利”让渡出来,建立主权国家(“利维坦”),使其保护自身的安全来。对于霍氏而言,当生命遭受无法存续的威胁时,人总是愿意为了维系生命运动而牺牲自主运动。霍布斯以降,“保护与服从的相互关系”,便构成了政治现代性的构成性内核(constitutive kernel)。

  我们看到:保护生命,正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底层逻辑;国家权力的正当性,便建立在保护每个个体的生命安全(而非隐私安全)上。而从“肉身人”到“数字人”的当代转型,恰恰并非抛弃“肉身”,而是更好地保护“肉身”——“健康码”显示了在当代世界只有成为“数字人”,一个人的生物性生命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与扶持。实际上,“健康码”本身的问世,就恰恰有效地标识出了“隐私权”对于“生命权”的次生位置——当生命受到威胁,“隐私权”等其他现代政治价值都让位于对生命安全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