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军

我会副会长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教授

欧陆政治哲学研究所所长

　　2020年初至今的新冠疫病全球“大流行”（pandemic），对于全体当代人（不分国籍、种族、性别……）而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消息。“大流行”带来的并不只是人际层面的“社会距离化”（social distancing），同时在国际层面更是造成了“全球距离化”（global distancing），深刻地改写――甚至在很多面向上重塑――了当代世界面貌。

　　这半年多来，当代所有人都在见证着世界的撕裂，甚至体验着撕裂感。《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甚至声称：这个世界可以分成“新冠前”（BC，Before Corona）和“新冠后”（AC，After Corona）两个纪元；“新冠前”，我们见证的是一个全球日益互联、越来越“平”的世界，然而这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图景却被新冠病毒一举击破。2020年3月21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封面图案直接就是在象征全球化的地球上挂了块牌子，上书“关闭”（closed），表示“我们所知道的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新冠疫情正在被视作为构成人类文明史的一条分界线。

　　在我看来，这其实过度拔高了新冠疫情所造成的影响：它当然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我们需要看到，“逆全球化”的浪潮，实则远远不是今天这个时刻才启动的――并不是在2020年突然之间发生了逆全球化。逆全球化早已经被开启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2008年就提出：就我们所知的这种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言，它已经结束。2008年，我们遭遇了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即引发全球金融的整体崩溃。

　　有意思的是，在那个时间点上，少数的思想家已经感觉到态势的变化，并判定全球化已经结束。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还没感觉，认为只是一次震荡而已，甚至有很多思想家认为经济危机之后的复苏更加值得期盼，即所谓的破坏性发展，重新洗牌，带动新一轮发展。那个时候没有人想到去跳出来说美国搞出来次贷危机，让整个世界经济都失序，各个国家都蒙受巨大损失，我们要你赔款、我们要向你追责……没有这种声音。整个世界好像仍能够按照原来方式往前走，只有被小小绊倒了一下而已，挺过去就行了。

　　但是实际上，这个世界已经在发生深层的变化。随后，我们就接连看到英国的脱欧，再后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一个又一个标志性事件，标识出了世界范围的逆全球化浪潮。可以说，特朗普胜选本身是个偶然性事件――有充分材料显示连他本人及其竞选团队都很惊讶。其实在量子物理学的视野下，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概率：所谓“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甚至违反“物理学规律”的事情，只是发生的概率特别特别小而已。在逆全球化浪潮已然启动的背景下，特朗普胜选尽管仍然有各种偶然因素，但却并不是一件概率十分小的偶然性事件。然而，它一旦“偶然地”发生之后，对世界的逆全球化进程影响很大：过去这三年半，特朗普政府的种种举措、施为（各种“造墙”、在全球范围各种“退群”、启动各种“贸易战”……），强劲地、深层次地推动了整个世界的逆全球化进程。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2019年底，新变异的冠状病毒经由某种仍未知的中间动物宿主进入人体，并在2020年引起世界性的疫情大流行。这个时刻点极为关键。病毒本身对于人类文明而言，实属于永恒的问题；然而，我们今天来思考新冠病毒，特别需要去关注的是它到来的那个时刻――特朗普政府所挑起的对华贸易战，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影响；2020年1月，中美刚刚就经贸问题签订了第一阶段合作协议，很多相关参与者都多少松了一口气，这个时刻上却出现了新冠疫情，漩涡式地激发出更深层次的一轮逆全球化。

　　今年2月，我在《重思信任：从中导危机、新冠疫情到区块链》（发表于《信睿周报》第20期）一文中提出，增加信任是当下世界格局的重中之重。但是，这几个月来，世界的变化让我们一起看到，建立信任在具体实践中是如此艰难。仔细想一想，如果新冠病毒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发生，会不会对话也那么艰难？不一定的。只是在2020年这个时间点上，它成为了一个撼动世界格局的大事件。

　　病毒本身，在人类文明史上并非是一个前所未有、全无历史经验的事件――一件事发生过，就能进入概率学的“样本空间”中，就能对它再次出现的概率（即便它是个非常小的数字）进行计算。现下，应对新变异病毒别无它法，就只有在科学的层面上来通力合作、从各个角度、各种路径来设法争分夺秒寻找应治之方。在这个意义上，新冠病毒本身恰恰是召唤更广泛的全球合作。《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信息与合作是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赫拉利呼吁，现在恰恰正是建立全球信任的时刻，恰恰是我们放弃意识形态陈见，建立团结的时刻。他本人在特朗普声称切断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WHO）资助时，拿出一百万美元来资助它，推进全球在防治疫病上的合作。

　　比病毒本身更可怕的危机实则是：那些未能做到有效应治疫情的大国领导人，将病毒同各种经济、政治面向问题打包在一起，整个归结到某个特意制造出的污名（如“中国病毒”）上，并频繁经由“例外状态”而推行各种撕裂世界的举措（譬如，特朗普政府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等国际公约，强行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正是这些面对新冠疫情无能又短视的政客，为其选票和“面子”而把逆全球化推到悬崖、把全球运势赌了进去。

　　这半年来，人们都在惊讶于自己所见证的――一个致死率并不特别高的病毒，怎么竟然就把这个世界掀动成这个样子？但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新冠病毒”带来的种种撕裂效应，是因为该病毒在十多年逆全球化进程堆积起的伤口处突然刺出来，使得它一“役/疫”成名；同时更是因为一些大国领导人把经济与政治问题打包进“病毒”，催使它蜕变成改写世界格局的撕裂性力量。后者才是“后新冠世界”（post-corona world）真正危机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