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苏联学习时期的照片

　　1930 年，我出生在江苏省如皋县掘港镇（现属如东县），管氏是一个大家族，为管仲后裔。我五岁时上掘港校场小学，那时还是国民党统治，驻扎在家乡的是韩德勤的国民党杂牌军，军纪非常差，老百姓很害怕他们。不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民党军队狼狈撤退。1940 年，新四军东进抗日来到我的家乡，这军队完全不一样，不打人、不骂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1945 年 6 月，我正式参加了地下工作队，1945 年 8 月，我军收复了掘港。地下工作队转为公开活动，我们白天在如东中学读书，晚上在镇上开展青年工作。由于我工作积极，很快就被党支部吸收入党。那时我刚过 15 岁，只是想跟共产党走没有错，要为大众服务，真正从思想上入党那是以后的事。

　　日本投降后万众欢腾，但没想到紧跟而来的是内战。国民党反动派耍阴谋，表面上讲和平，实际上要消灭共产党，夺取胜利果实。当时我在如东中学读高中二年级，多少年来我一直有读书救国的思想，经过党的教育，认识到首先要有人民政权，要革命。我放弃了做工程师的理想，决心参加革命。 1946 年 3 月到了淮阴华中建设大学学习。

　　不久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我们随学校北撤山东。1946 年 11 月，因战争需要，我被调到华中医科大学学医，编入“医本科队”，从此入伍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1947 年初，我们又转到第三野战军卫生部医学院，学员多为沪、宁、苏、鲁等地奔赴解放区的知识青年，年龄都在 20 岁左右。

　　从 1946 到 1949 年，我们经过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安徽五省 89 个县，四渡黄河、四越陇海线、六跨津浦线，经历了孟良崮、豫东、济南、淮海及渡江等战役，行程约 4500 余公里。我们除了行军、学习外，还是一个很好的工作队和宣传队，为农民演了近百场戏，我们住在老百姓家，和群众真是鱼水情。我们参加了土改、三查三整，提高了思想觉悟。我们也去医院为伤病员服务，随军经过了战略撤退、战略回旋，再到战略反攻，直到上海解放参加接管工作。像这样的随军医学院在历史上是没有的。

　　到上海后，我们学校改为华东人民医学院，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前身。三年的解放战争的学习与战斗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经受了锻炼与考验。

　　上海解放后，我们又学习了几个月后分配工作。我被分在新接管的国民党中央医院（现为南京军区总医院）热带病科工作。我们部队在苏北和山东时，不少人染上了黑热病、丝虫病和阿米巴病，解放大江南时又出现日本血吸虫病及疟疾，开展这方面的防治工作很有必要。

　　1953 年初，上级安排我去苏联学习。临出国前，组织上批准我结婚，爱人是在战争环境中同生死共患难的同学、战友加同志张明华。11 月我去了列宁格勒，从此和爱人分开四年，我回国一年后她也去了苏联三年，所以说我们结婚后有七年不在一起。刚去异国他乡很不习惯，天很冷，语言也不通。但是在老师和同事的帮助下，我一一克服了困难。我在苏联学习四年，填补了基础上的不足，研究了中国的抗疟药常山，掌握了研究方法，打下了做研究工作的基础，获得了副博士学位，我在那儿还学了一些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知识，同时也感受到了国际主义的情谊。我在苏联期间，正是我军要转入正规化建设，实行军衔制。我有幸在莫斯科由开国元帅聂荣臻亲自授予上尉军衔，参加了由朱德同志主持的鸡尾酒会，并举杯向他祝酒。

　　最令我难忘的是 1957 年 11 月 17 日，莫斯科初冬的一天，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我从一大早等到傍晚，终于见到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主席以革命家的雄伟气概，对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中的留学生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主席著名的讲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也是在那次会上讲的。这一伟大场面永远牢记在我的心里，我也时刻提醒自己，要按照这个要求为党工作。

　　我于 1958 年初回到上海，分配在第二军医大学工作。

　　来校后不久，校政治委员程坤元同志找我谈话，交待我一项重要任务。他说：“现在有地方治疗日本血吸虫病把病人眼睛治瞎了，治疗的药叫野金针菜，你们要研究把有毒和有效的东西分开。”

　　这课题不是我的专长，但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我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

　　防治血吸虫病是由中共中央九人小组直接领导。办公室主任郑岗同志带我们去到江苏高邮现场做调查研究。经过调查，我们发现，肇事医生改变了中医传统的使用方法，将煎剂改成了粉剂。原本是用加热煮沸的煎剂是无毒的，这位医生不尊重传统的方法改成粉剂，惹下大祸。

　　领衔调查负责人是生药学专家李承嘏教授，他鉴定出，这野金针菜学名为藜芦。为了解决能否把有毒有效物质分开，一场紧锣密鼓的“战斗”开始了。我们共约 20 人，日以继夜地紧张工作。同时在上海某校也有同样的一支队伍，进行同样的研究。

　　经过反复实验，证明有效和有毒是一个东西，弄清楚了问题。学校领导和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都肯定了我们的工作，卫生部也给了我们奖励。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侵略越南，战争带来的灾难使越南的疟疾流行更加猖狂，因战斗减员人数与疟疾病人减员人数几乎相等。胡志明主席写信给毛泽东同志请求支援抗疟药。为此，1967 年 5 月 23 日，全国成立了疟疾防治组（简称“五二三组”），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我和同志们一起重新整理了实验室，建立了实验常规，并与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合作，由他们提供化合物，我们进行筛选，不久就筛出一个有效的长效抗疟药哌喹。

　　此后我还开展了对青蒿素的研究。二十年后有人做了哌喹与青蒿素（artekin）复方的研究，通过了国家鉴定，并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视，这一复方可能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防治结合的、理想的抗疟复方。

　　近期得到消息，经过华立药业长期努力，“科泰复”组份（双氢青蒿素+磷酸哌喹）在2008 年12 月被列入到全球基金（The Global Fund 简写 GF）的药品需求目录（E01）中，与诺华制药公司的 Coartem 组份“蒿甲醚+苯芴醇”并列于口服 ACT 复方抗疟药之列。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这意味着“双氢青蒿索+磷酸哌喹”组份正式获得国际组织认可，有资格参加 GF 的 ERP（专家评审团）系统，从而获得全球基金的采购订单。同时也收录于世界卫生组织用药指导目录，目前已分别在肯尼亚、乌干达、缅甸三国进入其国家用药指导目录，成为抗疟一线用药。自从 1993 年开始，哌喹与青蒿素复方已在非洲及东南亚广泛使用，到 2015 年 11 月已有 265 篇文章报道，效果很好。

　　后期，我大部分时间带硕、博研究生，现在都已成为骨干，有的去了国外。1996 年我离休后，在地方单位做些顾问性质的义务工作，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学习的机会。在这个信息时代我不能停止学习。我熟记列宁的教导：学习、学习再学习。只有坚持了学习，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继续发挥余热。我还参加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文教分会任副会长、顾问，近年来还任江苏南通如东管子研究会顾问。

　　人生要以德为本，勤奋、诚实、谦逊缺一不行。

　　真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它不仅是平面的，也是立体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