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有个著名的黑森林，在国外留学时，我曾到过那里。一提起黑森林，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遥远的大兴安岭。从大兴安岭到黑森林，是我大学毕业后的成长历程的主要见证。
茫茫林海磨砺意志
1967 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留在学校干了一年革命，1968年被分配到大兴安岭林区，抱着“贫下中农能生存的地方，我们大学生就应该能够生存”的拳拳报国心，乘着火车来到大兴安岭，一去便是十年。那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之路，到现在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初到冰天雪地的大兴安岭时，我们斗志昂扬。同时到达的还有来自北京和山西的大学毕业生一共四人。我们被分配到大兴安岭建筑工程处参加为期两年的劳动锻炼，一年在大兴安岭首府加格达奇，一年在更偏远的呼源区。
我们第一项工作是当力工。按照力工班班长的说法，就是伺候瓦匠，给他们运砖瓦和水泥，是不折不扣的重体力劳动。工人师傅们用独轮车将建筑材料通过临时跳板运上几层楼高，供瓦工砌墙。力工班照顾我是班里唯一的女性，让我在一楼干活。对我来说，就是在平地推独轮车也是一门技术。刚开始就是推空车也是一推就倒，好在师傅们的指导下，后来也能推着半车红砖在平地运行了，刚学会推独轮车的那股兴奋劲，好像也不亚于在学校里解出一道难题。经过两年劳动锻炼，根据中央精神，我和我先生被再分配到学校当老师。我们先后在绿水中小学、碧水中小学和呼中区第一中学三所学校任教，成为了我一生的教师生涯起点。
踏入校门当教书匠
刚跨进绿水中小学的校门，正好一名女教师请产假，我被派去代课，成了小学一年级教师。大学生教小学一年级，应该是游刃有余了吧，可我一开始就碰到麻烦。一个“3+2=5”的简单加法要我讲 45 分钟，碰上淘气包似懂非懂，不等老师讲完话就撒腿跑，我则跟在后面追。还是老教师有经验，叫我千万不能这样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教孩子们拼音字母，开始我也觉得单调、难教，正巧看见报纸上介绍北京石景山小学教学经验，“伞把特 t、小棍勒 l、一门 n、两门摸 m”，忽然茅塞顿开，第一次深刻地体会到教学方法的重要性。
随着教学经验的积累，我开始探索如何让学生学得更快更扎实。在科普书的启示下，我组织起了学生兴趣小组，晚上让学生燃放自制简易烟花，帮助他们认识各种盐的化学性质。也许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报纸上介绍推广电化教学，我又忙开了，制作了一张张幻灯片，利用幻灯技巧给学生演示流水等。听说省里要搞电化教学展示，我更是通宵达旦赶制出一套集幻灯演示、闪光电路、录音等各种手段为一体的‘日光灯’电化教学教法。到省城哈尔滨展示后，与会代表听说我们是大兴安岭偏僻林区来的队伍，赞叹地说：“大兴安岭真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啊。”
重回校园刻苦学习
1979 年初，我们夫妇二人意外地收到来自哈尔滨东北林学院的来信，欢迎我们去考他们学校的老五届大学生回炉班。我接信后，又喜又忧，喜的是这很可能是一条奔向省城的希望之路，忧的是十年前的大学知识还能捡得起来吗？眼看考试时间临近，于是我只好把自己关在家里，火炕上还躺着感冒生病的小孩，我就坐在炕边埋头苦读整整两周，等我再次走出家门时，有一股脚下打飘要东倒西歪的感觉。老天不负有心人，我顺利地考进了东北林学院回炉班。
半年后，我母亲用她因病多年不动笔的手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一定要抓住机遇考研究生回重庆的家。看着母亲因为手抖而歪歪扭扭的字迹，我感动万分，下定了考研究生的决心。1979 年 9 月，我考进了西南师范学院物理系研究生班，终于回到了阔别 17 年的父母身边。
班里 7 名同学，我是唯一的女性。想起大学有的男同学那出类拔萃的学习能力，我暗下决心，这次巾帼不能太让须眉。因为害怕落后，我经常去研究生教室，唯恐参加不上同学们在那里进行的业务讨论，结果却发现同学聚在一起闲谈。舍不得浪费也许是我最后的系统学习机会，我将学习地点改在了宿舍。没想到考试前倒是有男同学到我宿舍里来讨论问题。
写论文时，我的导师找了一些参考资料让我自己选题目，我因心中无底，特意选了一个我认为进可攻退可守的题目。经过几番参考文献的阅读，一遍比一遍理解深刻，最后居然得出了新意，经过答辩，论文顺利通过，获得硕士学位，打破了写论文的神秘感，也增强了我做研究工作的信心。快毕业时，老师夸奖我说：“就你一个女生，老师们还说你学得挺好的。真不简单！”
在德国大学城图宾根市图宾根大学的学生宿舍楼前面
赴德深造求学报国
1981 年底，我毕业后留校任教。不久，机会再次垂青于我，得到了国外继续深造的难得机会，于 1985 年至 1989 年在西德图宾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进修学习，并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虽然，此时的我已不再年轻，但完全陌生的环境，给我强烈的新鲜感，对我来说也是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在图宾根，我身上只有两把钥匙。一把是宿舍的钥匙，从大门到房门都是用它打开，住在大楼里的人所持的钥匙有共同的结构。都可以开大楼的门，又有不同的结构，各自都只能打开自己的房门。我手中的另一把是办公室钥匙，则可以开办公楼、办公室和资料室，你可以 24 小时中任意时段去办公室工作，而没有任何不便。研究所人员来自世界各地，所里没有严格的上下班时间，也没有坐班制度，但任何节假日或晚上都有人在办公室里工作。除了圣诞节所里组织的冷餐会，没有全所职工集中的任何非学术会议，但每周都有所内外学者的多场学术报告会。研究所管理工作人员很少，一切大小事务，包括选课、某个获取资助的条件或其他各种机会、通知等等都是小纸单钉在不显眼的一个布告栏里，自己去看。若是需要人人都知道的事，如每年所内科研成果汇总，则每人一份扔在你的信箱里。
在西德，我的深刻体会是：自己的事情靠自己，即便是请求帮助，也必须向能够帮助你的人提出来。否则，没有任何人会来过问你。人们都文质彬彬、乐于助人，但又互相保持着一定距离，与国内情况很不相同。在图宾根理论物理研究所，人们交往的主要时间是在午饭时间，我们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吃午饭时总是把小组成员叫上，一起去餐厅围成一桌用餐。如果我有业务上的问题，也常常是利用大家去餐厅的路上向老师请教，或与他约好下午到办公室继续讨论。
虽说研究所是个安静的地方，但人们倒也不乏幽默细胞。有人喜欢在门上或室内贴上一些小纸片来自嘲，诸如“我们的研究是如此机密，就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些什么”“爱干净的人是因为他们太懒惰，不肯花力气找东西”之类。理论物理所内，人人都知道一个嘲笑理论工作者的笑话“一个实验家拿着一张实验结果去请教理论家，理论家接过实验结果立即滔滔不绝地解释起来，实验学家一点都插不上话，等理论家把话讲完，实验学家才说：‘对不起，您把纸拿倒了……’”听后，大家一起哈哈大笑。
在国外的另一个深刻体会是：中国人在国外格外地爱国。在国内，中国人是个共性的概念。一到国外，中国人成了一个个性的概念，中国发生的事情都会让人们联想到他周围的中国人。因此，我们的“中国”意识也变得特别强。中国人一聚到一起，最多的话题就是国内形势，内心油然而生希望中国强大的愿望，为中国的成就而骄傲的感情，比任何时候都强烈，真的是出国更觉祖国亲。
1989 年，当我获得图宾根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后，便马上回到国内原单位，从事教育、科研和管理工作。时间如梭，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回忆往昔岁月，无论是大兴安岭还是黑森林，无论是战天斗地的劳动号子，清脆朗朗的校园读书声，还是负笈海外的求学岁月，都是我人生中的难忘点滴，直到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