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帮一，一对红”小组

　　1955年7月，在经过国家长达一年半的选拔、考试、培训、审查之后，我肩负重任前往苏联留学，在乌克兰基辅工学院学习了五年，于1960年7月毕业回国。在学习先进科学知识的同时，我也与苏联特别是乌克兰同学和人民建立了极其深厚和难以忘怀的友谊。

　　“一帮一，一对红”，速过语言关

　　9月，刚到基辅工学院时，学校从中学抽调了一些教师，给我们中国学生配备了俄语教师，并专门办了一些小班，让我们练习口语。

　　老师ТамараПетровна上课时和我们聊天：“你们昨天吃什么？”我们说：“西红柿汤。”过了一个星期，老师又问：“你们今天又吃了什么？”“西红柿汤。”后来老师先后又问了两、三次，我们回答还是西红柿汤，老师惊讶地说：“你们怎么老喝西红柿汤呀？”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别的菜名。”确实如此，刚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别的菜名，就只会说这个。老师知道我们这个秘密之后，就告诉我们各种汤与菜的名字，让我们记住。

　　由于刚开始时俄语基础不好，确实闹出了不少笑话。例如有一次一位女同学上制图课，老师问她：“姑娘，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她说：“我80岁。”她本来是想说“18岁”的，结果讲成“80岁”了。俄文的“80”跟“18”很容易搞混。苏联学生比较开朗，听完她的回答后，在课堂上哈哈大笑，“她说她80岁了！”

　　于是校方共青团组织了一个“一帮一，一对红”小组，苏联学生“捉对”帮助中国学生，这对于我们快速提高语言水平确有很大的帮助。

　　学习语言确实有困难，有一个过渡期。我的体会是：脸皮厚，不怕出错，多练，多交流，就能熟能生巧，实践证明，爱“瞎扯”的人语言能力都比较强。以我自己的体验来讲，一年级还是比较困难的，表现在听课记笔记上。虽然大一的课程我在国内都学过，听起来没有多大困难，但记笔记却有难度，总是跟不上，课后还得找苏联同学的笔记补记。到大二时，记笔记的问题基本解决了，苏联同学因为逃课反过来需要抄我们的笔记。

　　另外，还表现在政治课的课堂讨论上。大一时，我每堂课都得写好详细的发言提纲；到二年级时，上课前我只准备三五行简单提纲就够了；到三年级的时候，我根本就不事先准备，已经能够即兴发挥，课上若点我的名，我就起来讲，逮不着就算了。三年级以后，无论是听课、平常交流，甚至吵架，都能应用自如了。

　　毕业的时候，我的俄语已经相当不错了。虽然几十年不怎么用了，但五年来打下的基础还是很牢固的，时至今日，我虽然已经80多岁了，但还能隔三差五地为需要的人提供俄语口译服务。

　　丰富多彩的业余活动

　　我们学习都很努力，但在紧张学习之余，也有丰富多彩的业余活动。我在留学期间是舞蹈队的队员，同时还是民乐队的队员。

　　我们舞蹈队先后演出过红绸舞、新疆舞、西藏舞、蒙古舞、鞑靼舞。后来我开玩笑说：“我在国内跳苏联舞唬弄中国人，在苏联跳中国舞唬弄苏联人。”虽然我们的舞技不高，但也自娱自乐，调剂紧张的学习生活。

　　为了庆祝新中国国庆十周年，我们舞蹈队在基辅电视台表演了自编自演的“红绸舞”，我们四个人装扮成西北农民的样子，戴着白羊肚毛巾，穿着衬衫，扎着绸腰带，虽然有些不伦不类，但我们觉得能像个中国人就行。我们踩着鼓点，扭着秧歌舞出台，把扎着大红花的绸带一使劲甩了出去，还真有点像模像样。绸子很长，容易缠在身上，弄不好就出洋相，但那天的表演还是挺成功的。

　　此外，我们还有一支民乐队，由基辅建工学院和我校的十几位同学组成，配备有简单的民族乐器（扬琴、二胡、笛子、锣鼓等），我是吹笛子的，平时练些广东音乐之类的民族音乐，必要时参加一些演出，既活跃课余生活，又起到宣传新中国形象的作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时，民乐队表演的《金蛇狂舞》还上了基辅电视台。

　　我们都不是书呆子，我们也爱运动，既有游泳、滑雪，又有登山野营，骑车远足。我们锻炼了身体，也活跃了生活，把身体锻炼得棒棒的，圆满地完成祖国交付的学习任务。

　　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

　　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莫斯科举行。当时，中国派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其中包括政治代表团、体育代表团和文艺代表团，总团长是胡耀邦。在政治代表团中，真正从国内去的只有几十人，其余都是在苏联留学的学生。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可以为国家节省点经费，另一方面是留学生懂俄语或其他外语，便于交流。

　　当时，留学生管理处要求各个学校选派一些代表以政治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参加联欢节。这些代表首先必须是政治可靠，另外就是语言过关，比较活跃，善于交际。推选方式是采用无记名投票，结果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我校一共有108位留学生，被推荐的人很多，黑板上写得密密麻麻的，大概有八九十个人，好多同学只得了1票，可能那1票还是自己投的，因为大家都很想参加。那时候我在学生会负责文体工作，比较活跃，所以得票率比较高，最后被选上参加了联欢节。

　　联欢节总共开了15天，期间，我们跟世界各国的青年代表都有过一些接触。我记得很清楚，我们请他们过来联欢时，教他们跳秧歌舞，别看跳秧歌就那么几个步子，可把老外给难住了，他们踩不到点，扭来扭去，出了不少洋相。

　　有一次，加勒比海地区的青年代表团请我们去联欢，教我们跳“土风舞”，那是一种类似于迪斯科的舞蹈。我因为学得太像，还受到批评。当时我们领导提醒我说：“学他们不要紧，不要学得那么像啊！”。我不以为然，顶撞他说：“入乡随俗嘛，去跟人家联欢，就得跟人家学。青年嘛，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怕什么？”

　　“现在我算是服了你了！”

　　当时苏联大学生考试作弊的现象比较普遍。为了获得助学金，很多苏联同学在考试时都作弊。当了解到我们的生活费不受学习成绩影响时，他们就“明白”了，说：“原来你们不作弊，是因为考好考坏助学金都有保障。”我说：“不对，我们是为祖国学习的，考好考坏可不是钱不钱的问题。祖国派我们出来学习，我们就得学好。”这可不是一句公式化的回答，我们确实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记得第一学期化学考试（口试），在准备的时候，有位苏联同学坐在我旁边，他凑过来问我问题，我不回答，就往旁边挪，他又靠近了一些，我又往边上挪，最后，我都快要挪出桌沿了，我说：“你别再问了。”

　　考完试，他一出教室门就说：“你真不够朋友，我有问题问你，你也不帮我的忙！”我跟他说：“哥们儿，考试之前你有问题问我，我绝对不吝惜自己的时间；考试之后有什么问题，咱们也可以讨论；但考试期间没有这一条，中国人从来不作弊。”听我说“中国人从来不作弊”后，他不相信，只是悻悻地说：“小子，这是你第一次考试，你刚来，别一本正经，我不信你今后五年里能不作弊！”

　　就是这位同学，在我毕业即将离开基辅的时候，好多同学到车站送行，他有事来晚了，跑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在站台上紧紧地抱住我告别。临上车之前，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说：“在此告别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一句心里话：五年来我一直在观察你们是否考试作弊，现在我算服你们了，你们中国人是正直的！”他的这句话使我很感动。的确，这是他的肺腑之言。我们确实用行动证明了中国人是正直的。

　　（作者：国家海洋局海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