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6月和2007年7月商务部分两批公开招标境外经贸合作区以来，到2016年底，我国企业在海外建设的园区将近100个，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合作园区已经达到46个。这些海外园区的建设和我国“一带一路”的发展布局是一致的。以“一带一路”国家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重点建设产业园区，给中国企业带来发展的新机遇。

　　就“一带一路”倡议而言，园区“走出去”可显著促进国内城市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遗憾的是，向来是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与“先行者”的上海，虽然在境内开发园区建设中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但在园区“走出去”方面尚未有较大行动，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建设的产业合作园区更是少之又少。

　　实践证明，国内企业抱团出海，不仅有利于同合作国达成发展共识，获得更多的优惠政策（如当地政府给予的土地所有权、外资100%控股、前八年所得税全免等多项优惠政策等，而单个企业在海外建厂很难享受这种待遇），而且能够降低企业走出去的成本，推动产品和服务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还有利于培养东道国的产业集群，加快国际产能合作及双边关系发展。因此，借鉴上海本身产业园区发展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大力推动海外产业园区建设，是上海尽快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战略规划的必要前提和基础。

　　战略支点：产业转移的合适国家

　　上海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境外产业园区建设，必须首先明确与沿线国家合作的优先产业领域，立足自身产业优势，依照产需结合、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重点推进产业园区合作，加快产业输出和产业转移。

　　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向外转移，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大规模向外转移，通常路径是转移给亚洲四小龙，尤其是韩国和台湾地区。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韩国和台湾地区借助于美国和日本转移过来的纺织、水泥和平板玻璃等产业，逐渐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类经验是融入东亚地区生产网络，承接来自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产业，形成了“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上海在产业发展经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与东亚发达经济体类似，因而产业转移也可以从其中获得一些经验。

　　潜在的产业输出与转移对象的选择标准至少包括三点：一是人均收入差距大体在20年左右；二是经济已经进入了持续增长的轨道；三是制造业的发展初具规模。

　　按照20年标准（100%差距）以及经济持续增长选择对象国，可以重点选择2015-2016年人均GDP（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基于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人均GDP（现值国际元））在2000-7000元左右的国家。包括菲律宾、印度、越南、哈萨克斯坦、乌兹比克斯坦、老挝、缅甸、摩尔多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吉尔吉斯坦、柬埔寨、巴布新几内亚、塔吉克斯坦和尼泊尔等15个国家。

　　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仍属于全球前列，同时，随着上海“五个中心”建设脚步的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差距还可能进一步拉大。因此，可以考虑把人均GDP在7000-14000元之间的国家列入第二选择。包括马尔代夫、泰国、蒙古、约旦、阿尔巴尼亚、埃及、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和不丹等9国。

　　以上潜在产业转移与输出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仍属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还不到资本大规模输出的阶段，经济发展也基本处于初级工业化阶段，需要国际社会的资本、技术和管理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需求面因素是具备的。因此，上海理应将这些国家列在“一带一路”沿线优先选择展开深入产业园区经贸合作的“战略支点”国家，并尽快明确进一步合作的实施路径，以形成合力、共同推进。

　　差异化布局：优先选择的重点产业

　　选定了国家后，需要对境外产业园区的主导产业进行筛选，标准包括：一是就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产业而言，工资和就业是最为重要的考虑因素。二是尽量以已有合作内容和方向的工业园区为基础，可以此为跳板，进一步推广扩大。三是积极利用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发达的基础设施、城市建设和管理经验，充分发挥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投资环境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例如，食品与饮料、纺织业、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在低收入阶段，食品与饮料、纺织业、服装等三大产业吸收了最多的就业。在一国进入中上或高收入阶段后，纺织和服装两个产业的就业水平将会显著降低，特别是服装业。就上述15个合适的国家而言，在低技术制造业领域，中国的就业占比为34.4%，在50%以下的国家包括尼泊尔、菲律宾、印度和吉尔吉斯斯坦，其余7国都在50%以上，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其中，服装产业的就业在孟加拉国、斯里兰卡、越南和约旦等四国的制造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就服装业的年工资水平而言，2015年中国为4300美元，孟加拉国为1400美元、斯里兰卡为1350美元、越南为2300美元，而约旦与中国相当。因此，越南、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是上海的服装产业转移的理想目标国家。就纺织品产业情况来看，塔吉克斯坦、埃及、孟加拉国、印度及尼泊尔等国的就业率较高，工资水平依次为2900美元、1300美元、2200美元、1200美元（除塔吉克斯坦外），而2015年中国纺织业的工资水平在4400美元左右。因此，上述国家显然也适合上海纺织业的产业转移。

　　再如信息产业，“互联互通”是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由公路、铁路、航空、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组成，还包括互联网、通讯网、物联网等通信基础设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深度互通会对信息基建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对上海的通信行业和通信基础设施提供商来说构成重大利好，应当抓住各国经济的数字化趋势，加快信息产品和服务走出去。

　　抱团出海：龙头企业和园区的作用

　　在“一带一路”国家倡议背景下，围绕初步选定的战略支点国家（地区）与主导产业，诸多上海企业已经开始谋篇布局，积极向全世界诠释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理念和实践经验。

　　2016年，上海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61.02亿美元，同比增长180.08%，占全市总额的85.3%；完成营业额26.02亿美元，同比增长7.55%，占全市总额的59.19%。

　　从市场分布看，上海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主要以埃及、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吉尔吉斯斯坦、斯里兰卡等国为主。亚洲地区合同额为34.48亿美元，占总额的48.2%；非洲地区合同额为29.96亿美元，占比41.9%。2017年全国最大的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即上海电气集团的埃及燃煤电站项目顺利签约，新签合同额达到26.4亿美元，推动我国大型装备“走出去”。

　　从行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电力工程建设、交通运输业和制造加工设施建设业。新签合同额按行业分布分别为电力工程建设40.01亿美元，占比55.9%；交通运输建设9.11亿美元，占比12.7%；制造加工设施建设8.99亿美元，占比12.6%。全年上海企业承接了“一带一路”沿线市场232个工程项目，新签合同金额53.5亿美元，占全市企业当年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总额的48.2%，主要集中在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中东的阿联酋等国家，相关项目主要集中在电力工程建设、制造加工设施建设和工业建设等领域。

　　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龙头企业包括宝钢集团、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上汽集团、上海建工集团、上海电气集团、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等。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重点园区包括外高桥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张江科技园区等。上海6大出口加工区转型升级，应研究可以参与“一带一路”产业转移的优势产业领域，以自身开发建设经验为基础，从合作国家的优势和产业结构出发，结合本园区淘汰落后产能、上海劳动力紧缺与劳动力成本上涨、能源的关联度、规避反倾销、政府扶持“走出去”的导向等多元维度，组织区内企业“抱团出海”。

　　建设方向：海外合作产业园区

　　总体来说，我国海外产业园区目前还处于据点式扩张、规模化建设和多样化合作的初级发展阶段。尽管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国际化经营总体上仍然带有发展中国家企业国际化初级阶段的特征。企业的园区运营管理经验欠缺、对相关风险预估不足以及很难获得国家层面政策统一协调，致使许多已建成的海外产业园区存在着诸多问题。

　　上海拥有改革开放以来最成功的经济开发园区经验之一，因此需要站在更高的起点，借鉴现有园区的建设经验，规避现存的问题和不足，避免一哄而上、重复建设低水平海外产业园区，既要从上海区域发展层面加强高水平海外产业园区统筹布局和组织引导，又要从微观层面出发，发挥企业市场主体作用，促进园区运作模式创新，以打造国际产能合作的优质平台。

　　深化沪港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与香港并非竞争关系，可以借鉴香港很多先进经验，沪港合作能够成为“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深化中国经济体市场化改革的加速器。

　　明确建立沪港两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战略，提升两地各自的竞争优势，相互扶持应对竞争与挑战，共同打造中国企业集群式“走出去”的海外园区平台，可以着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依托已建或在建的港资海外产业园区“载体”。近10年间，随着珠三角和长三角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香港政府已经着手在周边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开设了香港企业投资园区，对制造业企业，从原料供应、生产加工、市场销售、产业配套，引导一个完整的产业链；2016年，柬埔寨、缅甸的类似园区也已开放。如果上海企业依托香港园区的既有载体，既有助于确定主导产业和核心企业，又便于建成贯通上下游的产业链条。

　　二是有效利用香港信息服务的“前哨”支撑。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在海外投资的实践中建立起了发达的信息服务系统。例如，设立海外投资促进机构，为香港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各种信息咨询、可行性研究等服务；部分政府机构还专门设立国际经济贸易的信息情报中心，专业为企业提供海外投资的沟通服务。上海在发展海外产业合作园区的过程中，可与这些香港信息服务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利用其全方位收集与当地与投资环境有关的各类信息，并进行系统分析，综合评判，为企业集群式走出去建立一个可靠的“导航系统”，同时可以节约聘请国内和驻在国当地的专业技术人员的成本。

　　三是强化香港金融与法律服务的“后盾”支撑。“走出去”的企业在面临国际金融风险时，尤为需要金融机构提供避险方案，帮助化解风险；特别是中小企业，这些需求更为迫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精髓就是最大程度适应投资贸易便利化，因此，完全可以作为上海园区建设“走出去”的融资平台，以及成为“一带一路”的主要资产管理枢纽。香港的人民币即时支付结算系统完善，资本市场活跃，资产管理专业人才众多，金融产品丰富，可以为“走出去”的上海企业提供融资、发债、投资、财务管理、外汇管理等方面的支持，担当这个“超级联络人”角色。

　　香港已经建成一整套适应于完全开放的金融市场的成熟制度体系、法律制度以及清晰的产权界定、规范的交易平台、解决纠纷的机制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资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对东道国的法律研究是个薄弱环节，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到海外投资、跨国并购的案例中，法律服务还跟不上。香港是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中心，其法律制度与欧美国家接轨，在香港作出仲裁能在内地及世界上150多个国家执行；香港法律人士大多拥有丰富的国际商业法经验和高端的专业水平。加强沪港法律和解决争议服务等方面的合作将为两地共同开拓“一带一路”倡议为法律界带来的商机和机遇。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智库建设处处长，本文为我会研究中心2017年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