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优质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构建更加开放、更有竞争力的人才政策，真正使上海成为人才向往的创新创业之地，是吸引海归人才参与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随着上海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全球科创中心的定位，海归人才回流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其他国家崛起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也都会都面临人才流失的现象。因此，各国政府也为此采取相应对策，吸引国外的人才返回本土，更好地服务于本国的经济发展。而在国内，较有竞争力的北京、深圳等地也相继出台全方位、有特色的海归人才引进措施。无论是在吸纳海归人才进入科创体系，对海归的职业发展进行多方面支持，还是在为其提供全方位的配套服务方面，国内外皆有着具体的政策及操作经验可以借鉴。

　　设立海外联络处

　　20世纪60年代，韩国是严重的人才外流国，出国5年后88%的学子滞留海外。在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教育部在美国和欧洲组织了韩国科学家和工程师专业协会，80年代扩展到日本、加拿大、中国和俄罗斯。这些协会在韩国国内政府与分散在海外的人才之间架起了信息沟通的桥梁，实现国内需求与海外人才的对接，增进海外人才对韩国的了解。

　　在海外成立机构来争取流失外的高级人才回国是很多国家人才引进的重要举措，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不例外。以德国为例，由于就业条件较差和人才管理体制僵化等原因，致使本世纪初德国的发展也面临着高层次人才流失的问题，美国吸收了很大部分的德国精英人才。为此，德国于2003年成立了“德国学者组织”的机构，致力于吸引海外的德国籍高级人才回国，该机构在美国专门设立了德国人才网，并在该网上开辟出“旅美德籍人才社区”，其中汇集了大量德国知名企业和研究机构的招聘信息，便于有意回国发展的人才与本国企业取得联系。

　　我国北京同样意识到海外联络对引进海归人才的重要性。目前，中关村已在海外设立了8 个联络处，联络处与海外学人中心密切配合，大力宣传北京市对海归人才的优惠政策，通过聘请引才顾问等方式积极拓展吸引海外人才回国的途径。海内外联动的工作机制初步形成。

　　除了在海外设立官方机构，留学会等民间组织也被政府给予较高的关注度。例如，台湾地区政府就相当注重对海外学子的情感联络，积极协助留学生举办各种形式的同学会、联谊会，通过这些活动传达台湾地区政府的意图，加强与留学生的情感联系，从情感方面增强其回台发展的意愿。

　　建立海归人才库

　　20 世纪90 年代，韩国政府建立海外人员数据库（Brain Pool），旨在帮助大学和研究机构（公立和私立）雇佣海外人才在韩国从事1～3年的研发工作，原则上要求他们处于事业发展的中期，具有5年以上的研究或教学经验。通过国际机构和国内数据库的相互配合，韩国政府网罗人才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1980年代，60%的韩国科学家在获得美国博士学位的三年内回国发展。

　　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印度政府投资创建了“科学人才库”，该人才库覆盖了主要的发达国家，用于接纳愿意回国工作的海外印度人，尤其是能为国家重点项目解决难题的人才。20 世纪90 年代，INRIST （Interface for Non-Resident Indians Scientists and Technologists）项目启动，旨在通过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等渠道建立与海外人才的联接，实现海外人才回国发展的需求对接。

　　我国台湾地区同样注重对海外人才的信息管理。从1974年开始，台湾地区就建立了旅外学人档案，将海外学人按所学专业分为文、理、官、商、工、农、医技教育8大类，存储了数千名高科技学者和人才的电子资料。台湾相关部门编印《硕士及以上人才通报》，每月将打算回台服务的海外学人、留学生的学历、工作意向、待遇要求等分类汇编成册，发行到台湾地区2000多个单位，供各行各业参考。这对争取留学生回归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政策扶持科技园区

　　创立专门化的高科技园区是不少国家和地区吸引和开发海外人才的最有效的方式。

　　科技园的建立首先能够方便优惠政策的针对性投放，帮助企业成长。以印度为例，印度的软件人才国际知名。1991年班加罗尔建成第一个软件园区，并发布“软件技术园区计划（STP）”。政府先后在班加罗尔等地设立了17个软件园区，形成了由班加罗尔、海德拉巴、马德拉斯构成的“软件产业金三角”。软件园计划吸引了大量在美国硅谷或其他地方工作的印裔人口和外流人才回国创业或工作。印度政府给软件园区内的企业一系列优惠政策，主要包括：放宽外资政策，允许外商控股或独资；给予本土企业劳动力和污染等方面管制的豁免；提供税收优惠以及并实行出口加工特区的其他各项优惠政策。此外，园区为园内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和便利、廉价的基础设施。

　　其次，产、学、研一体化模式也能够通过科技园区得到普及，科研成果的转化更加高效。以中关村为例，中关村科技园区与17个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合作，联合攻关技术难题，跟踪重大产业化项目，帮助推动项目成果在京转移转化，吸引项目落户北京、落户园区。据抽样调查统计，北京目前创业政策中园区层面的占到42.86%，而上海创业政策则以市、区为主要颁布主体，园区层面的仅占到17.50%。可见北京市政倾向于鼓励园区根据自身特征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通过园区的自主发展，带动整个城市的创新创业。

　　台湾的新竹科技园同样汇集了各类研究机构，包括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交通大学以及工研院。“国科会”在园区内所设置太空图书室、同步辐射中心、精密仪器发展中心、晶片设计制造中心、高速电脑中心、交大内之毫微米元件实验室，对相关行业的技术突破起到关键作用。这些科研机构一直是园区技术发展与人力资源的后盾，多年来与园区管理局及厂商形成产、官、学、研密切合作的架构。

　　开拓海归融资渠道

　　新加坡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将经济重心转向支持科技创新的中小企业发展，首先就致力于为中小企业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其中包括，在增添设备、技术革新、税收、贷款等方面给予优惠；专门为中小企业的贷款援助推出3亿新元的资本辅助方案；开设风险基金、创业板市场以及战略投资机构。这样，新加坡政府为科技创新型企业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资本市场，进一步便利了海归人才从事创新创业活动。

　　美国的风险投资业已有60 年的发展历史，是世界风险投资业发展的楷模。为了扶持风险投资，支持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美国制定了一套极为完备的法律，既保护了创新企业的知识产权，又对投资方实施扶植政策，例如，优惠贷款、政府信用担保、收益所得税减让、加速折旧等，政府还允许养老金进入风险投资基金。风险投资的发展培育出了许多如微软、苹果、英特尔这样的成功企业，使得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大大缩短，为美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发展中国家风险投资方面做的比较成功的首推印度。1986年，印度政府建立了第一家风险投资基金，并决定为此每年划拨1 亿卢比。这标志着印度风险投资的起步。在印度的“七五”计划期间，符合国际惯例的风险投资框架基本形成。1997 年国际金融风暴后，国际风险资本大量进入印度，在2000年就已高达10亿美金。目前，印度政府已设立了10 亿卢比的基金支持风险资本，由“小企业发展银行”管理。政府基金的介入使得海归人才的融资难题得到了更好的解决。

　　我国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尤其注重以金融支持带动创新创业。目前，创业与创新、创投已形成“铁三角”，形成了风险投资到创业板完整的“创投资本链”，成为全国本土创投最活跃、创投机构数量最多、本土创投资本总额最多、创业氛围最好的地区之一，被称为“创投之都”。截至2016年5月，已有4.6万家VC和PE机构，注册资本超过2.7万亿元，占全国的三分之一。

　　持续推动国际合作

　　对于科研类的海归人才来说，若想要在自己的领域中有所突破，更需要了解世界前沿的学术动态。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对于发挥其科研创新优势相当关键。很多国家政府也注重将国际合作作为吸引海归人才的重要举措。

　　开展国际间教育科研合作是美国网罗海外人才最直接的手段。一方面，美国国内目前共设有1000多个联邦实验室，承担了美国众多的科研项目，这些实验室大多会引入国外知名专家学者。到2009年，美国共与70多个国家签署了800多个科技合作协议，其中大部分在美国本土执行。另一方面，美国还在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创建各种依托于企业的研发中心，比如微软公司在中国设立研究院，IBM、摩托罗拉、朗讯等也均在中国设有研究机构。政府希望通过国际间项目的交流和协作，推动美国本土的科研发展。

　　德国也不断利用国际间的合作来推进本国的科技创新发展。在2001年，德国政府和研究机构投入上亿欧元的资金，启动了“赢取大脑”工程，目的是促进本国和国外人才到德国做研究。该工程为各国的高端研究人才提供数目可观的研究经费，供他们组成独立的研究团队。此举吸引了包括美国、英国在内的研究人员的参与。海归人才在其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最近几年，德国在基因工程研究方面的巨大发展就得益于“赢取大脑”工程。

　　在亚洲，印度从1980年起执行联合国Tokten（Transfer of knowledge Through Expatriate National Programme）计划。这一计划是由联合国开发署（UNDP）出资，鼓励移居发达国家的著名科学家、技术专家或其他高级人才返回祖国从事短期工作并传授知识的一个项目。Tokten计划请来的印度裔专家一次工作时间在4-12周内，重点从事转让技术并提供技术诀窍，旨在提高效率、改善现有系统、促进技术创新工作。韩国和日本也看到了跨国教育科研合作对人才柔性流动的作用。韩国30％的重点科研项目实行对外开放，并积极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开展合作研究；日本则通过颁布《研究交流促进法》《外国科技人员招聘制度》等法律条令来促进国际间的科研合作。

　　提供服务优厚待遇

　　在各项措施中，提高海外人才的本土待遇是最直接的吸引人才的方式，也是各国政府相当重视的一个方面，包括提供直接现金补助、住房补贴、配偶子女的工作学习配套服务等方面。

　　韩国向回国人才提供优厚待遇的做法始于韩国科技研究所。政府除了给予海归人才科研和技术开发补助，还实行高薪政策，提供定居生活津贴、搬家费、住房费、子女教育津贴、国内交通津贴等各类补贴，保证其在韩国本土的物质条件。住房问题是很多海外人才回归后所面临的巨大问题，在这方面，韩国自1990年起，虽不再提供搬家费用，但却增加了给临时回国者和海外访学者的生活费。政府以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建房的方式解决回国人员的住房问题，同时向一些国立机构低价出售建房用地。此外，福利待遇也是韩国海归人才能够享受到的优厚待遇，对于海归人才来说，每连续服务3年，可享受1年带薪休假，还可以参加多种海外培训项目。

　　印度政府对于海归人才的优惠政策相当完善，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大幅提高科技人才的薪金，并减少各种类型人才薪金之间的差距；（2）提高科研优惠力度，增加对回国科技人才重点研究项目的拨款，允许他们引进科研仪器设备和资本货物，并在关税和国内税方面给予优惠；（3）提供存款便利条件，允许他们继续在国外银行存款3年；（4）在住房方面，中央政府支持在哈里亚邦、北方邦等地为他们建立专门的住宅区。

　　营造开放包容氛围

　　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是创新创业的沃土。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血液里流淌着自由、平等、冒险、成功的因子，这种文化本身就鼓励创业、激励创新。在美国的教育中，相当注重创新创业的内容，从小学到大学全方位的创业教育，使得创业价值观根植于每个人的心中。美国硅谷的“勇于创业、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崇尚竞争、平等开放；知识共享、讲究合作；容忍跳槽、鼓励裂变”的积极创业文化已经深植于每一个硅谷人心中，正是这种开放的文化才使得技术和人才在硅谷大规模的集聚。

　　深圳作为我国最典型的年轻移民城市，具有良好的创新创业的环境氛围。2015年深圳非户籍人口782.9万人，占常住人口的67.84%，外来移民深刻影响着深圳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开拓创新、务实竞争的移民文化。同时，深圳还对创新失败者给予制度层面的保障。2006年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中规定，改革创新未达到预期效果或造成损失的，只要程序符合规定，个人和所在单位没有牟取私利，也不存在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恶意串通的，可以免责。文化和制度的结合，孕育出“敢于冒险，追求成功、崇尚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创业精神，为创新型城市建设提供最根本的支撑。

　　在舆论环境的营造方面，北京市对组织机构、宣传渠道、宣传方式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细致的政策规定与说明。中关村对海外宣讲等活动给予资金支持。此外，注重对优秀创业者进行表彰，设立了“首都杰出人才奖”“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管理人才”“北京市留学人员创业奖”等等。

　　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是一个持续化的过程，涉及全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国内外经验和上海海归人才所面临的问题来看，政府、企业以及海归自身都尚有空间为此做出调整和改变，使海归人才的能力最大程度得到施展，从而更好地参与到全球科创中心的建设当中。

　　（本文系我会研究中心承接2017年“上海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成果，零点有数数据科技集团执笔，荣获2017年上海市统战理论政策研究成果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