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多，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1984年10月至1986年12月，赴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进行研究工作；1992年10月至12月、1994年10月至12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合作研究。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上海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何梁何利科学进步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等奖项荣誉。

　　从1965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算起，王恩多学长已经在生化领域耕耘了半个多世纪。她不仅在酶与核酸相互作用这一科研方向上作出了杰出贡献，更凭借自强自立的精神和对妇女事业的关注，成为当代女科学家的代表。

　　两位女性“偶像”，为她种下了科学的种子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已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个人命运与家国大义深刻地纠结在一起。正是在那样的岁月中，1944年，王恩多出生于重庆，直到6岁时，全家才随父亲的工作调动迁回山东。

　　王恩多在家中排行老二，父亲曾留学苏联中山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母亲毕业于曲阜二师，是一名老师。

　　生长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王恩多的父母对她却没有过高的要求，尊重天性、顺其自然就是王家的教育理念。正由于此，王恩多在中学时就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不过，能从传统文人家庭走上科学之路，王恩多说，还要归功于自己的两位女性“偶像”。

　　王恩多小时候家里有一本世界经济地理地图，特别爱看。那本地图图文并茂，比如讲军舰，拥有量多的国家，地图上就标一个大的军舰图示，拥有量少的就标一个小军舰。当时的中国除了人口一项的图示是最大的，其他的图示都很小。王恩多总在想，我们要赶上去啊！

　　怎么赶呢？初中时，王恩多在学校图书馆读到两本杂志：《知识就是力量》和《科学与技术》，她每期都看，发现科学是真正对社会有推动力的，对国家和百姓都大有好处。还有一本《居里夫人传》也对她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读完这本书后，居里夫人便成了她的偶像，特别向往将来能成为像居里夫人那样的女科学家。

　　对王恩多来说，居里夫人是一位遥远的“偶像”，而在生活中也有一位对她影响至深的人――表姨妈、我国著名植物细胞学家吴素萱。

　　王恩多说，“当时家里人常常拿着报纸说三姨妈又得了什么什么科学奖，我就觉得，她真了不起啊！”后来才知道，吴素萱不仅获得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更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毅然选择回国，成为西南联大为数不多的女教授。她的的确确就是身边的“偶像”。

　　高考时，因为招生错漏，王恩多到了曲阜师范学院化学系就读。因为自己一直都有考取研究生、继续科研之路的愿望，就经常写信给三姨妈，跟她交流自己的想法和困惑，她也每封必回，给予了很多帮助和指导。

　　1965年，王恩多考取了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当时，中科院所有新生都要集中到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科大一分部）学习哲学和英语，那里离三姨妈在北大的家很近。三姨妈一生未婚，又很喜欢孩子，王恩多没事就会去她家和她做伴，对她的认识也是那时候才生动丰满起来的。

　　三姨妈是非常理性、严谨的，她总是提早5分钟到办公室，每天几点起床、几点吃早饭、几点出门、乘哪一班公交车都是固定的。有一次见她缝被子，王恩多担心她上了年纪看不清楚，就说我来帮你，她说不用，原来她早已把4根线的长度都测量好了，线缝完被子也就缝好了。

　　王恩多说，三姨妈这代科学家总是很谦虚。记得有一次，王恩多拿着一句很难的英文句子去请教三姨妈，她怕出错，让恩多去请教住在楼下的饶毓泰伯伯。饶伯伯是我国物理学泰斗，留美多年，他看后又让她把书留下，第二天他再问问在美国待得更久的弟弟。这件事给王恩多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些大师成就再高，也不会觉得自己真的精通了什么。学无止境，这就是科学研究的精神。

王恩多与恩师王应睐学长在一起

　　为了探求科学真理，而不是为了个人名利

　　由于历史原因，王恩多有两次研究生求学经历，而正是这并不平坦的求学之路，让她幸运地遇到了两位“人生导师”。

　　1965年，本科毕业的王恩多考入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酶学研究室，师从我国著名酶学专家邹承鲁。入学不到一年，“文革”开始。1968年，中科院所有研究生都被派到天津小站农场锻炼，王恩多也不例外。在农场锻炼一年半后，她回到研究所工作。1975年，为了解决她与丈夫两地分居的问题，组织上将她调回山东任教。

　　1976年底，王恩多来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所出差时，遇到了时任生化所所长王应睐，他告诉王恩多：“你可以复学，到这里来做我的学生。”

　　尽管恢复研究生招考制度后王恩多拿到了补发的毕业证书，但对科研割舍不下的她还是选择了重考一次。1978年，34岁的王恩多第二次考取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研究生，成为王应睐的学生。

　　有人说，王恩多的名字暗含着“师恩多多”。的确如此。邹承鲁、王应睐两位恩师留给她的远不止师恩这么简单，老一辈科学家艰苦治学的精神和淡泊名利的胸怀，更对王恩多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读王应睐的研究生时，王恩多曾因研究需要赴京数月，在邹承鲁所在的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做实验（1970年，邹承鲁被调到北京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工作）。那时，上海生化所的实验大楼刚刚建好，实验室的条件在国内是最好的，每层楼都配有一个冰库。到了北京发现生物物理所的条件差了很多，邹承鲁的实验室在动物所五楼，而实验所需的荧光仪却放在要走20分钟的另一幢楼的四楼上，冰库也很远。所以每次做实验，王恩多都是在上海纯化好酶，再带到北京去。可邹承鲁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突破，1979年还在顶级期刊《Nature》上发表了论文。

　　王应睐也是这样。他是我国现代生物化学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和“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两个大项目的协作组组长。他曾多次谈到，胰岛素人工合成时二硫键拆合的关键问题是以邹承鲁为首的一批科学家解决的，这为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奠定了基础。在他80多岁的时候，很多人要为他申报科学奖，他却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得这个奖有什么用啊？”

1992 年，王恩多访问法国 JeanGangloff 实验室

　　直到现在，王恩多还常常跟年轻学生们讲老一辈科学家的故事，教导学生做学问首先要热爱、要有好奇心；其次态度要端正，真正是为了探寻某个科学问题而来的；还有就是要诚实。

　　1992年深秋的一个午后，王恩多拎着行李走出巴黎机场，乘火车前往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分子与细胞研究所，和外国同行开展合作研究。

　　彼时，没有人知道，就在那年夏天，48岁的王恩多被诊断为乳腺癌。为了不耽误刚刚起步的新项目，王恩多在接受完肿瘤切除手术一周后就出了院。四个多月后，她像正常人一样出现在法国的实验室里，像常人一样用放射性同位素进行实验。直到多年后，在一次闲聊中，当时一起合作的法国研究员才得知王恩多那时的身体状况，直摇头说“不可思议”。

　　认识王恩多的人都知道，这就是她。无论是姨妈吴素萱，还是邹承鲁、王应睐两位恩师，他们教给王恩多的，都是对科研的坚持。也正是因为这种“从未想过放弃”的坚持，才让王恩多带领课题组填补了中国在酶与核酸相互作用研究领域的空白，并取得突破，让世界生物化学界为之瞩目。

　　在“氨基酰-tRNA合成酶与tRNA相互作用”领域里，让中国的研究在国际上占据一席之地，一直是中国科学家们的愿望。1991年，王恩多接到任务，开始着手于王应睐交给她的“氨基酰-tRNA合成酶与tRNA相互作用”的课题研究。当时因为这个课题本身难度很大，之前组里仅有的3位副研究员都离开了，研究工作已经停滞了近三年，要人没人，要经费没经费，可以说是“白手起家”。

1994 年王恩多在法国分子与细胞研究所

　　王恩多带着两个研究生和两三个工作人员从最基础的配制测定的试剂开始做起。那时一年只有3万元的研究经费，加上国家重点实验室给予的3万元补贴，一共6万元。实验所需要的同位素很贵，经费相当紧张。酶也需要从大肠杆菌里提取，当时没有发酵罐，研究人员就拉着三轮车去北京西路的医药工业研究院把发酵液拖回所里，再用大型离心机把菌体分离出来，才能得到分离纯化酶的材料――大肠杆菌。这个过程是很艰苦的，提纯酶要通过5个不同的层析柱，由于怕酶失去活性，必须随时监测、及时收集。4个小伙子经过一周的连轴转才能提到几毫克的酶，只够做三四次实验。

　　从1991年到1995年，搭建基础的过程是艰难的，但王恩多坚持下来，她多次到国外科研机构访问合作，促成了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1995年，发表了第一篇研究论文，随后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甚至有一年连发了3篇《Biochemistry》，国际同行们都知道了中国当时也在进行“氨基酰-tRNA合成酶与tRNA相互作用”的研究。现在在这个领域，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个王恩多。但这场“翻身仗”足足打了七八年，如果不坚持是绝对打不下来的。

　　女性应以工作求平等，以贡献得地位

　　在王恩多的电脑里存着这样一幅数据图：在她所在的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从研究生开始，到未定级、初级、中级和副高职称的研究员，女性人数均远远多于男性；但从正高职称的研究员开始，男性数量大幅超越女性；到了院士级别，女院士只占20%；在整个中科院，更只有5%的院士是女性。

王恩多和学生在实验室

　　在与妇女话题相关的大小会议和讲座上，她总会举这个例子。“女性越往上走越难，为什么？这就说明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努力。”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王恩多连续12年担任所里的妇委会主任，连续7年担任上海市科技系统妇委会正副主任，还兼任过全国妇联执委和上海市女科学家联谊会理事长等职务，也获得了诸多“巾帼”“三八”头衔的荣誉。

　　女性在事业上的成功是否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对家庭的牺牲？王恩多并不以为然：“社会对女性价值的认定应当更加多元，女性也更应该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以工作求平等，以贡献得地位。”

　　1986年从美国回国后，所领导就一直让王恩多兼做所里的妇委工作。刚开始王恩多只是把它当作一项普通工作，在多次参加市妇联会议后，慢慢地接触到了许多优秀的女性，大家在一起交流让王恩多深受触动：女性需要平等的机会和广阔的平台，我们应该为女性搭建更多这样的平台。

　　在王恩多看来，以女性科研人员的发展为例，女博士从28岁毕业到35岁期间的确是一道坎，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进入科研领域后不久都要结婚生子，这就造成许多优秀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在生育后面临难以跟上同龄男性科学家的情况，在申请科研课题、申报科研奖项时也常常会错过最佳时期。

　　所以，在王恩多等人的呼吁下，国家自然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课题将女性申请的年龄限制比男性增加了2岁；在部分党政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中，也开始尝试男女同龄退休。

　　王恩多曾说，社会和家庭都应该为女性提供更多支持，让她们在人生面临重要选择时可以不放弃自己的事业。女性并不只有在事业上取得成就才是成功，哪怕只是把你的小家庭照顾得很好，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