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命运是由社会决定的。一个人的生活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社会的变迁。我1968年参加工作以来，一共搬了七次家。回忆历次搬家的条件不断改善的过程，折射出社会与个人的变迁。因此，将此回忆记录下来，以资留念。

第一次：住工厂简易房的艰辛

1968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沈阳市饼干厂工作了10年。1971年，我与同在饼干厂工作的严成英登记结婚，向工厂申请住房。我们幸运地分配到位于二经街的工厂简易宿舍。

那是一栋二层旧楼，每层通道走廊住八户人家，分列中间两侧，我们的房间大约13平方米，在二楼上楼后的右侧第一家。做饭就在房门口走廊煤炉上。楼内没有自来水、下水道和厕所，冬天也没有暖气，公用水龙头位于楼前露天，用水必须下楼用水桶提上楼，生活污水也要提下楼倒在下水道。

虽然生活艰辛，但我更体会到远亲不如近邻的温暖，大家互帮互助，和睦相处，犹如一个大家庭。每年秋季，邻居们热情地帮我们打煤坯，储存大白菜，准备过冬。1974年，我爱人要生孩子时，邻居刘婶骑着倒骑车驴板车送我爱人到沈阳妇婴医院，出院时又骑车接她回家。这种真诚友情，我至今难以忘怀。

第二次：搬进林土所院内的二十栋楼

1978年，我从工厂调到了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当年便搬进了位于林土所院内的二十栋筒子楼。

二十栋是一个简易宿舍，过道两侧住着十几户人家，我分配到一间20平方米的朝南房间。条件虽然简陋，但楼内有公共厨房、厕所、煤气、暖气，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我们住在二楼，邻居大部分是所内职工，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尤其是公共大厨房，成了大家交流生活和经验的好地方。有时，八个做饭位清一色都是男的，大家嘻嘻哈哈，谈笑风生，不亦乐乎。由于宿舍就在研究所院内，上班十分方便。为了找回流失的时间，我每天晚饭后都到实验室学习工作到9-10点钟，收获很大。

第三次：搬到2居室的楼栋

1983年，我出国去加拿大之前，研究所盖的职工宿舍楼竣工。当时我是助理研究员，分配到一套50平米左右的两室户。房子虽然不大，但有简易的厨房、厕所。两个房间中的一间成了两个儿子生活与学习的独立空间。活动和吃饭在我们睡觉的较大的南房间。应该说，全家有了独立的空间，生活又有所改善。

第四次：搬进有客厅的两室房

1991年，我被聘为副研究员。当年，所里又有一批房子分配，我分到了一套70多平方米、位于二楼的两室一厅。房间面积较大，阳光充足，卫生间也较之前的大，并安装了电热器，随时可以在家里洗热水澡了。搬到新家，我们感到宽敞多了，生活也更加方便。

第五次：住进位于泉园路的三室一厅的新房

1993年，沈阳生态研究所(前林业土壤研究所)又有一批新房竣工。我当时任植物研究所主任，分配选择了位于南塔泉园路新房的三室一厅套间，面积近100平方米，有一个明亮的大厅和三间卧室，空间又大了不少。小区位于菜市场附近，周边有各种商店，生活十分方便，唯一不便的就是上班不像以前那样方便，原来晚饭后回到实验室学习研究的习惯难以保持。

第六次：搬回生态所院内

1994-1997年，我被中国科学院任命为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副所长。恰逢1997年生态所院内的几栋研究人员新宿舍大楼竣工分配，我分配到一套位于四楼的三室一厅套间，面积120多平方米。新套间客厅较大，套间北侧有通长的封闭阳台，储物和活动空间明显增加。搬回生态所院内后，上班十分方便。因工作和科研繁忙，我几乎每天晚上要去办公室，有时还要到标本馆查检苔藓植物标本和撰写论文。那年实行房屋商品化，我交付6万多元购买了这套房，生平第一次有了个人房产。

第七次：搬到上海春申四季苑

2000年8月，我叶落归根，调到上海师范大学开始了新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学校的部分资助下，我在闵行区春申四季苑购买了一套97平方米的两室两厅两卫二手房。因房子是1999年新建的，装修得不错。2001年夏，我们搬进了新居。春申四季苑地处上海外环外，当时生活与交通设施正在建设，尚有不便之处，但小区分春夏秋冬四个园，绿化不错，环境优美，是宜居的好地方。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小区内大树茂盛，环境优雅，菜场、超市、饭店、公交地铁等各类生活设施十分方便，在这里我们共享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

结 语

回忆五十多年来我七次搬家经历，住房面积由小变大，设施条件由简易到完善，生活节节高。一叶知秋，这实际上是改革开放给我带来的红利。“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现在我用文字记录下七次搬家经历，是想保留这段个人历史，记住改革开放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的福祉，不忘初心，为建设国富民强的现代化中国尽微薄之力。

(作者：我会会员，上海师范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