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志铨：1936年出生，江苏江阴人，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原原子核研究所)原副所长，核科技领域资深专家。196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62年被选派至苏联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中子物理室工作。归国后参与秦山核电站建设，以及“钍—铀燃料循环研究项目”“低温核供热堆物理实验”等重大项目。退休后研发放射性核素癌症治疗技术，持有两项国家专利。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全国科学大会奖章、中国科学院科学成果进步三等奖等荣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清华岁月打下核科研知识根基

我高中就读于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这所学校有140多年历史，是江南地区声名远扬的百年名校，学校深厚的人文底蕴与求实的治学氛围，在我年少时便种下了求真务实、笃学奋进的种子。1954年，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全面铺开，核科技作为国防工业与能源领域的核心制高点，被列为国家战略优先发展方向。我凭借优异的学业成绩，从上海交通大学被国家遴选至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攻读反应堆工程专业，成为新中国首批核反应堆工程专业的定向培养人才。

当时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是顺应国家核战略需求全新组建的院系，反应堆工程专业更是国内首创的尖端专业，核心目标是为核武器研发、核反应堆设计与运行培养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直接服务于国家“两弹一艇”战略与原子能和平利用事业。

受制于建国初期的工业水平与国际封锁，当时的实验设备极度稀缺珍贵。核物理实验所需的中子源、核辐射探测器、反应堆模拟装置、精密测量仪器等核心设备，大多是国家耗费大量外汇从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引进，或是国内科研人员手工改制而成，每一台设备都承载着国家的心血与期望。我们深知这些设备来之不易，更明白实验操作是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的唯一途径，都格外珍惜每一次实验机会，熬夜推演实验方案、反复核对实验数据成为常态。

 

国家拿出珍贵黄金支持赴苏科研

1962年4月，单位通知，选派我和另一位同志前往苏联莫斯科联合原子核研究所(JINR)工作，这对我而言既是莫大的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坐落于莫斯科近郊的杜布纳市，又称“杜布纳研究所”，是1956年成立、1957年完成联合国注册的国际政府间科研机构，由苏联、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发起创立，是当时全球核物理、高能物理领域的顶尖科研平台。研究所的核心宗旨是推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核物理领域的国际合作，聚焦原子能和平利用、基础核物理研究、粒子物理探索等前沿方向。研究所汇聚了全球顶尖核科研人才，拥有当时世界领先的加速器、中子源、核探测设备等科研装置，是国际核科技交流与创新的核心阵地。

我国高度重视与该研究所的合作，先后分多批次选派优秀科研人员赴所深造、工作，这批留苏科研人员归国后，大多成为我国核事业的中坚力量，在“两弹一星”、民用核电、核基础研究等领域立下赫赫战功。

出发前，中央领导专门召集赴苏科研人员召开动员会议，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二机部一位部长助理当时对我说的话：你们每个人出去学习，国家要花费的黄金等同于你们的体重。彼时，新中国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百废待兴，外汇储备极其有限，国家不惜拿出珍贵的黄金来支持我们赴苏科研!这番话，让我铭记了一生。在以后每当遭遇技术瓶颈、工作困境、人生抉择的关头，这句话总会在耳边回响。

 

肩负重托钻研国际顶尖技术

初到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我先被分配至高能物理实验室工作三个月。这段跨方向的科研经历，让我得以拓宽科研视野，系统接触高能物理领域的粒子加速、粒子探测、粒子反应机理等前沿知识，学习国际顶尖的高能物理实验设计与数据分析方法。当时，我国“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担任研究所副所长，他带领以周光召等中国科研前辈为核心的高能物理研究组，扎根杜布纳，在基本粒子研究领域取得了震惊世界的重大突破——成功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这一发现填补了全球粒子物理研究的空白，是新中国科研人员在国际顶尖科研平台取得的里程碑式成果，也让我们这些年轻的赴苏科研人员倍感振奋与自豪，坚定了潜心科研、为国争光的决心。

三个月后，我正式调入中子物理室，回归本专业方向开展研究工作。中子物理是核反应堆设计、核燃料研发、辐射防护、核材料测试等领域的核心基础学科，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中子物理实验室拥有当时全球领先的科研条件，我的研究工作聚焦反应堆中子物理特性、中子通量测量技术、中子与核燃料相互作用机理等方向，深度参与中子能谱测试、中子扩散系数测量、核燃料中子俘获截面实验等核心课题。在科研过程中，我虚心向苏联及其他国家的顶尖专家请教，记录整理大量前沿科研资料，反复推演实验方案，积累了宝贵的前沿科研经验。

1964年11月，我国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贺龙副总理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我有幸参加了周总理在中国驻苏大使馆与部分留苏科研人员的见面会。我们全体留苏人员深受鼓舞，下定决心，要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开展学术研究与技术总结，竭尽全力为祖国建设积累知识、储备技术。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成功爆炸。消息传到杜布纳，我们全体留苏科研人员激动万分、热泪盈眶，大家自发聚在一起，举杯庆祝、放声欢呼，更坚定了投身祖国核事业的决心。

尽管身处特殊历史时期，面临诸多困境，但我们十几名留苏科研人员亲如一家，互相关怀，同舟共济。当时，我们的月薪大约为300卢布，在当地属于中等收入水平，但我们深知祖国正处在经济困难的关键时期，每一分外汇都弥足珍贵。于是，我们主动发起倡议，自愿拿出一部分工资上缴国家。虽然这笔钱数额有限，但承载着我们全体留苏科研人员对祖国的赤诚之心，是我们力所能及支持国家建设的一份心意。

1965年，基于国际形势与安全考量，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全面撤离在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的中国科研人员。回国后，在使馆的安排下，聂荣臻元帅等国家领导人在京西宾馆亲切接见了我们全体留苏归国科研人员。这段留苏经历，让我系统学习了国际前沿的中子物理技术，锤炼了攻坚克难的意志品质，更让家国情怀愈发坚定，为我归国后投身核电攻坚、核科研创新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与精神基础。

 

归国奉献铸就“国之光荣”

归国后，我重新回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全身心投入到中子物理实验研究与国家核工程建设中。20世纪70年代，原子能和平利用成为全球能源发展的主流趋势。1970年2月8日，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启动我国自主核电研发项目，工程代号定为“728工程”。这一工程也被誉为中国核电的起点，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正是依托728工程的技术积累与科研成果逐步推进。

工程启动之初，我国核电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国内核电技术完全空白，国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严密的技术封锁，国内工业基础薄弱，核级材料、精密加工、核仪器仪表等配套产业能力不足。在这样极端艰难的条件下，728工程团队肩负着国家的重托，开启了中国核电自主攻关的艰辛历程。

工程初期确定的技术路线为研发25MW试验性钍基熔盐堆，在无资料、无设备、无经验的“三无”条件下，我们秉持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功开展临界实验，精准测得熔盐堆堆芯物理关键参数，系统验证了钍基熔盐堆的物理可行性，积累了宝贵的实验数据与工程经验，为后续钍-铀燃料循环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之后，为稳妥推进我国首座核电站建设，保障工程落地与运行安全，经国家深入论证，728工程技术路线调整为研发技术更成熟、安全性更可控的300MW压水堆核电站。压水堆是全球民用核电领域应用最广泛的堆型。尽管技术路线发生转变，但我们团队自主攻关、为国铸器的决心从未动摇。我们迅速调整科研方向，全力投身压水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先后建成“728压水堆零功率装置”“水力试验装置”和“材料腐蚀试验装置”三大试验台架，构建起国内首个完整的核电实验验证体系。

在资料匮乏、计算手段有限的条件下，我们依靠大量手工计算与反复实验，验证了堆芯物理、热工水力和材料安全等核心设计，这些扎实的试验成果，为后来秦山核电站一次成功达到临界、顺利并网发电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技术基础。在此期间，我与团队一起从零起步，在参数摸索、系统验证、安全分析等方面攻克了诸多难关。从熔盐堆到压水堆，我们一路伴随728工程历经技术路线的多次波折，共同推动中国核电从蓝图走向现实。

1991年12月15日，我国首座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运营、自主管理的秦山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成功，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完全自主设计建造核电站的国家，秦山核电站也因此被誉为“国之光荣”。这座核电站不仅是中国民用核电的起点，更成为中国核电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工程实践的摇篮，催生了完整的核电产业链，培养了一大批核电顶尖人才。

1992年，上海市隆重召开“728核电任务”庆功大会，我因在工程攻关、实验验证、技术突破中的突出贡献，荣获记功表彰。回首那段自力更生、从无到有的岁月，在封锁中突围、在困境中攻坚，将青春与热血奉献给祖国核电事业，成为我一生中最珍贵的记忆，更是一代核工业人无悔的初心。

除728工程外，我还受国家科委聘任，担任国家“863计划”先进反应堆项目专家组成员，深度参与我国先进核反应堆技术的战略规划、技术路线论证、项目立项评审、成果验收等全流程工作，为我国先进核电技术布局、第四代核电研发建言献策，助力我国核电技术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

同时，我与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所深度合作，共同承担国家“六五”科技计划重点攻关任务——五兆瓦低温核供热堆研发项目，具体牵头主持核心课题“5MW低温核供热堆物理实验”的方案设计、实验实施、数据采集与分析工作。1989年，5MW低温核供热堆成功建成并投入运行，为清华校园数万平米建筑提供稳定清洁供暖，顺利通过严寒气候考验，项目成果当年入选“世界十大科技成就”，并获评“中国十大科技新闻”，实现了我国低温核供热技术从无到有的突破，在全球核能综合利用领域树立了中国标杆，为我国后续规模化核能供热、核能多用途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6年，我办理了退休手续，但当时国家核科研任务依旧繁重，青年科研人才培养亟需资深专家引领。我受研究所返聘邀请，重返科研一线，继续投身反应堆技术研发、科研项目攻关与青年人才培养工作，直到2002年，才正式完全离开工作40余年的科研岗位。

 

退而不休研制抗癌靶向药物

2002年，我已是67岁，本以为一生的科研生涯将画上句号，未曾想，一次跨界合作，让我的科研之路开启全新篇章。彼时，核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逐步成为全球科研热点，宁波一位民营企业家瞄准这一民生痛点，希望组建专业团队，研发自主可控的放射性核素抗癌治疗技术，经行业专家推荐，邀请我参与筹建宁波君安科技药业有限公司，担任技术副总经理，全面负责产品研发、质量管控、辐射安全防护、技术标准制定等核心工作。

尽管核物理与医学属于完全不同的学科领域，癌症治疗更是我从未涉足的全新方向，但放射性核素治疗的核心原理，与我深耕一生的中子物理、辐射防护、核辐射探测等专业知识高度契合。我从零开始，系统自学放射医学、肿瘤生物学、临床治疗规范、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专业知识，快速完成学科跨界融合，精准把握放射性核素抗癌治疗的技术逻辑与临床需求。

经过全面的技术调研与临床论证，我带领研发团队确定了核心研发方向——碘-125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技术。碘-125是一种低能放射性核素，通过微创介入手术植入肿瘤病灶内部，可利用放射性射线持续杀伤肿瘤细胞，抑制肿瘤细胞分裂增殖，实现精准靶向放疗。

在研发过程中，我们制定严苛的质量标准，反复优化制备工艺，确保粒子在体内不会发生核素泄漏，保障患者安全;针对放射性活度精准调控难题，建立完善的测量与校准体系，确保每一批次产品活度符合临床治疗标准;同时构建全流程辐射安全防护体系，保障研发、生产、临床应用全链条的人员安全。历经无数次试验、优化与验证，我们成功研制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碘-125固体密封放射性粒子，各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产品研发的同时，我牵头建立符合国家药品监管标准的生产质量管理体系，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可控。

在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公司仅用一年左右时间，便顺利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严格审核，获得药品生产许可证，实现碘-125放射性粒子的国产化量产。产品上市后，市场份额一度占据全国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成功纳入国家医保目录，打破了国外产品的垄断格局，大幅降低癌症患者的治疗成本，切实惠及数十万肿瘤患者，让核科技真正服务于民生健康。相关核心技术也成功获得两项国家发明专利，实现了技术成果的自主化、产权化。

在整个跨界科研与产业转化过程中，我始终坚守科研初心。后来，企业因技术实力与市场前景被高价收购，创始人获得丰厚经济回报，但我从未向企业索要任何股份、股权或额外收益。在我看来，科研的终极价值不在于个人利益的获取，而在于技术成果的落地应用，在于切实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创造价值。

能够将毕生深耕的核物理技术，跨界转化为临床医疗成果，为癌症患者提供全新的治疗选择，减轻患者痛苦、提升生存质量，便是对我一生科研生涯最好的回馈，内心充满平静与满足。这段跨界科研实践，一直持续到80岁高龄，才正式画上句号。这也让我的人生历程实现了从国防核科研、民用核电研发到民生医疗应用的完整跨越。

寄语青年耐得寂寞搞科研

回顾我的一生，我有幸亲眼见证、亲身参与了中国核事业从零起步、由弱到强、从跟跑到领跑的完整历程。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超级大国核垄断，到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开启中国大陆核电新纪元。今天，我国在可控核聚变、钍基熔盐堆、先进压水堆、核能多用途利用等前沿领域实现重大突破，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牵头建成全球首个运行的液态燃料钍基熔盐实验堆，实现钍燃料入堆实验的世界首创，中国核科技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可以说：此生无悔!

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回望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是在国家需要的每一个阶段，坚守岗位、竭尽所能。看着如今国家核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一批批年轻有为的科研工作者茁壮成长，我的心中充满欣慰与自豪。

现在接力棒已经交到新一代年轻人手中。我想对投身核科技事业的年轻科研工作者说：搞科研，要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要坚守初心、淡泊名利，绝不能只看重眼前的利益与得失。基础研究是核科技创新的根基，唯有深耕基础、厚积薄发，才能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年轻人要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把个人成长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人生价值，才能为国为民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作者：应雨希：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赖喆佚：复旦大学俄文系研究生;刘纲：我会留苏分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