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昌(1932-2025)，1932年1月出生于长春。1957年至1961年间留学苏联，就读于基洛夫军事医学院，获医学副博士学位。曾任海军医学研究所所长，专业技术二级(正军级)，我国第一位“航空、航天和航海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研究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多项军队科技进步奖。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3月离休。
虽然我已从海军医学研究所离休多年，但仔细回顾我的科研生涯取得的所有成绩，都和青年时代近四年的苏联留学经历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份经历为我回国后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也给我的人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大学期间研究成果用于抗美援朝
1948年长春解放后，我从解放区四平市回到长春。1949年3月，我考上第一军医大学，正式入伍。我们入学的时候，先是生产建校。所谓生产建校，不是种地，是去拆原国民党，包括日伪时期修造的楼房碉堡，再整理教学楼，我们学员队陆续整理了内科、外科基础部的大楼。学完医学的基础课程后，我被调到基础部生理系学习两年，后又系统学习了临床课程。大学期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顾我在第一军医大学的学习，一方面是接受教育，另一方面则是学习实践。
学习期间，我参加了两个项目的研究工作。一个是关于冻伤适宜温度的复苏研究，当时抗美援朝战争中受伤的战士有相当多是冻伤。同济大学还派了一个由知名医生组成的医疗队过去，为了保住伤员生命，有的也只好做截肢。因此上面给我们的任务是，研究在哪种温度之下、多长时间能够复温，以减少截肢造成的残废率。那时没现在这样好的研究条件，我们冬天到楼顶上去拿兔子做实验。实验中把兔子耳朵冻伤后放在水里，观察在多少温度、怎样的速度下能够减少细胞组织的坏死。另一个是关于加压供氧的研究，想办法解决因离心力太大、不加压供氧导致头部缺血缺氧的问题。
在我与老师、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并将研究成果编制成了战地医院的救治方案。这些方案不仅应用于实践中，还由参与研究的成员带到各个战地医院，传授给医生和护士们，以便他们也能学会救治方法。很快，抗美援朝战争中冻伤所造成的损害开始逐步减少，伤员的复苏几率也开始增加，许多人治愈后重新回到了战场上。
因此，我在第一军医大学的学习不仅是受教育，更是学以致用。通过参与冻伤适宜温度的复苏和加压供氧的研究工作，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知识与实践的结合所带来的力量。
选择海军医学作为研究方向
1955年12月，经过五年的学习，我大学本科顺利毕业。就在毕业的前一年，当时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初创，建设空军离不开高素质的航空医生队伍，长春第一军医大学的航空医学系应运而生。我成为航空军医第一期的一名学员，完成了为期一年的航空医学专业的学习。当时，学校请苏联专家顾问波波夫教授给我们讲航空生理、航空卫生、空军卫生勤务等课程。波波夫顾问讲课很认真，备课时先写出讲稿，翻译做完笔译再讲。有时笔译来不及，讲课中口译遇到了困难时，他便耐心地反复讲解，看到翻译确实听明白、讲清楚了，学员没有了疑惑的表情时，他再继续讲下去。
50年代初，我国航空医学工作者很少，掌握的知识也不多。波波夫顾问将苏联1953年出版的《航空医学》基本内容以及部分新的科学研究进展，系统地传授给我们，为我国航空医学的发展打下基础。他不远万里离开祖国和家人，来到中国，帮助我们建立航空医学系，为我军培养航空医生，充分体现了中苏友谊和国际主义精神，我们很感激他，很尊重他。波波夫顾问为人随和，愿意和我们这些学生接近，节假日多次邀请我们到他的寓所去玩，一起聚餐、跳舞，相处得十分融洽。
本科毕业以后，组织上挑选我们十几个人留校继续攻读研究生，我被安排在航空医学系继续深造，担任老师的教学和学术副手。
1957年，经第一军医大学的推荐选派，我获得了宝贵的赴苏联留学的机会。在出国前夕，总后勤部决定让我改换专业，从航空生理学转为从事海军生理学研究。当时我认为，作为一名军人，革命和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所以毅然决定服从组织安排。总后勤部的首长建议我向时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的蔡翘教授请教，以确定我到苏联后具体的研究方向。军事医学科学院是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医学研究机构，1951年创建于上海(1958年迁往北京)。我也就机缘巧合地第一次来到上海这座城市。蔡翘教授是我国生理学奠基人，航空、航天和航海医学、劳动生理学创始人，在人体视觉、神经生物学等研究领域有多项原创性贡献。
记得当时蔡老对我说：“我国有辽阔的海洋，海军需要发展，因而海军医学也要跟上形势。刘景昌，你可以搞海军潜水特种医学。另外呢，你再学点生理声学，这可能有用。”根据蔡老的指示，我确定将研究高气压、高压气流噪音对人的机体的影响作为我的学位论文题目。从此开始，我在特殊生理学领域的研究迈开了崭新的一步。
“我们的路要我们自己走”
1957年8月，我正式赴苏联留学，和我同去留学学医的一共三人。按照分配，我在位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基洛夫军事医学院特殊生理系学习。基洛夫军事医学院是俄国第一所军事医学院，创建于1798年，前身是圣彼得堡医学外科学校，后以苏联的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杰出活动家C·M·基洛夫的名字命名。学院的教授、教员和毕业生在研究和发展军事医学科学和军队医疗保障体系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进入基洛夫军事医学院后，首先面临的是入学考试，形式是面试。当然我们都做了一些准备，此前在国内留苏预备部学习的俄语也打下了一定基础。面试现场有三位教官，考试内容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生理学的专业问题，我在国内攻读研究生的时候对此有系统学习，回答这个没有太大难度;二是《共产党宣言》、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相关问题，这些我也都知道;三是苏联的文化艺术、人文的问题，起初问到的高尔基的《母亲》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都知道。但后来问到苏联芭蕾舞的问题把我考住了，我对苏联芭蕾舞一无所知，一时间答不出来。原来考官说的是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的考试范围不是刻板地考某一个专业，而是要考我们各方面的基础知识，包括社会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等。
基洛夫军事医学院的学习氛围很自由，老师和同学对我们很友好。给我们开课的教授都是级别比较高的，有的还是将军级，比较著名的如康·米·贝柯夫等院士。1959年，在苏联学习两年后，学校放了一个月假。我们乘飞机回到国内。中央领导同志在刚刚落成的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这批在苏联的军事留学生。周恩来总理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你们的任务就是学习好科学技术，回来为我们的军队建设服务。在那里学习要保持中国军人的气节。”
1960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同志赴苏联访问，接见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留苏学生。当时我们军队的学员被排在了学生的最前列。记得少奇同志的神情十分严肃，他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道：“我们的路要我们自己走。”我把在苏联的学习当成使命去完成，把少奇同志的话当成终身的行动准则去遵循。经过刻苦钻研，1961年，在导师的指导下，我完成了《高气压和高压气流噪音对高级神经活动的影响》学位论文，获得医学副博士学位，并于同年4月回国。
搞科研是我的终身追求
从苏联学成回国后，我把四年所学全部投入到生理科学，尤其是特殊环境生理学的研究中，并且着重于高气压生理学和潜水医学领域。首先开展了氦氧潜水生理学有关课题研究，我多次主持和参加氦氧深潜水应用理论研究和大量现场作业的医学保障工作，完成诸如南京长江大桥水下工程和大屯煤矿打捞大钻头等多项重大任务。我在国内首先提出氦语音的生理机制，应用超声Doppler技术检测潜水减压病气泡，合作研制出Doppler超声气泡检测仪。主持并参加了高压氧医学理论与应用研究，在微循环生理和病理学研究以及水下冲击损伤生物力学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成就。此外，我还从事了航海医学和武器装备的人机环境系统工程学方面的研究，并承担过一些教学任务。
回顾整个科研生涯，我一共发表了《高压氧对缺血、缺氧性疾病的治疗效用及其机理》等专业学术论文100余篇，主编和参编《潜水医学》《医学百科全书航海潜水分卷》《高压氧医学的理论与新技术》等8部著作。其中我主编的《高压氧医学的理论与新技术》一书，详细介绍了高压氧治疗过程中所使用的新技术、新方法，以及测定病人在高压氧环境下各种生理指标变化的最新方法及其临床意义。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为书作序，称本书对于我国高压氧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大有助益，是一本高水平的专业理论著作。我和海军医学研究所龚锦涵、王恒星、倪大智、魏元良等同事共同完成的综合成果“潜水医学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荣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0年，我被国务院批准为我国第一位“航空、航天和航海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主持完成我国第一次氦氧深潜水实验
这里说几件我科研工作中记忆深刻的事情。
我从苏联回国后最初被分配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劳动生理研究所，任潜水生理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氦氧深潜水生理与医学的研究。
军事劳动生理研究所成立于1957年，主要从事航空、航天和航海作业时的生理学问题研究。蔡翘教授时任所长。我们自力更生研究氦氧深潜技术和装备。1962年7月，我们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次氦氧深潜水实验，潜水员身着国产6010型氦氧潜水装具成功下潜到160米，创造了我国深潜水的新纪录，检验了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新装具的生理卫生学性能，总结了有关深潜水医务保障的系统资料，填补了我国这一领域的空白，为我国深潜水生理学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次成功的实验为我国的深海探索和潜水技术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深潜水的研究一直是海军医学研究所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除了常见的蛙人、两栖侦察部队以及轻装潜水员背着氧气瓶下潜的场景外，还有其他多种深潜技术装备值得关注。如水面空气供应的蛙人服装，另一种是重装常规潜水，潜水员顶着大头盔下潜。这些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涵盖了各种水下任务。而饱和潜水则是一种高级技术，常用于需要长时间在水下工作的场合，如石油开采等。饱和潜水能够让潜水员在水下停留更长的时间，减少减压过程中的时间和风险，同时也减少了海况对潜水作业的影响。然而，这种技术需要先进的设备和复杂的操作流程，通常只在特定领域才会被采用。
后来，我被调到海军医学研究所工作。海医所的前身是海军卫勤研究所，1954年创建于北京，1959年迁至上海并扩建，隶属海军后勤部，下设放射防护医学研究室、潜水医学研究室、舰艇卫生研究室等8个研究部门。
后来，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劳动生理研究所潜水生理研究室划归海军编制，并于1964年6月更名为海军医学研究所，包括我在内的一批科研人员就这样调入了海军医学研究所。到海医所后，我依然在潜水医学研究室任助理研究员，继续进行氦氧深潜水的研究工作。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外国的军舰尤其是潜艇经常闯入我国领海。这些潜艇水下噪声比较低，不易被发觉，等发现时潜艇已接近港口，因此必须利用水下基阵声呐进行探测。后来有关部门研制了这种设备，放到海底。但最后定传感器调试的时候需要潜水员、工程师下去检查准确度。我们海研所参加并成功完成了这个工程的深潜水医学保障任务，穿上了海军医学研究所研发的潜水设备，潜入水中完成了声纳阵列布置工作。
助力南京长江大桥建设
我们的科研成果还为南京长江大桥桥墩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我们在1962年成功进行了第一次氦氧深潜水160米试验，具备一定基础。1964年，在建设位于下关的南京长江大桥三号桥墩时，由于江底泥沙松散，桥墩中存在挤压破碎带，15个管柱有4个塌方。桥墩是打下去了，但再往下作业时，吸泥机越吸塌方越大。工程指挥部采取了最后的措施：注水80米深，加大压力顶住塌方。
于是，铁道部通过海军把解决这一难题的任务下达给了我们。我们随即决定，采用国内还没有在水下实际应用过的氦氧深潜技术战胜这一困难，并带着一套用氦氧混合气供人进行深水作业的苏式深潜设备赶往大桥施工现场。海军防救部队选调吕波等16名潜水员和铁道部大桥局左国胜等潜水员组成深潜分队，准备现场氦氧潜水作业。为了让潜水员熟练掌握这套设备，我们一遍遍地向他们传授深潜技术，讲解设备的性能特点、操作程序，反复演练。
经过认真细致的筹备，1965年7月至1966年2月期间，潜水员分四期先后在三号桥墩四个管柱进行80.5～82米的氦氧深潜作业，共下潜74人次，用10米直径的钢筋笼护围清理出泥浆水的破碎带，使墩栏与岩石层相接。潜水员平均每人次水下工作时间为35分钟，最长达50分钟，一共从桥墩四个管柱里清除底部岩块和泥沙近3.6吨，然后再进行管柱的重新灌注。最终，所有深潜人员安全完成任务，三号桥墩牢牢地挺立在原来的江址上，为中国人民实现一桥飞架南北的夙愿作出了贡献。这也是我们氦氧深潜水研究中的一次社会实践。这次任务的完成，应该归功于军民的融合攻艰。在这过程中，我深切体会到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的真情，同时也凸显了深海潜水在国防和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参与“蛟龙”号载人深潜器的研制工作
我曾有幸参与“蛟龙”号的研究任务，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我们的目的地是昆明抚仙湖，那里是我们进行实验和研究的场所。在这次任务中，我是团队中的一员，与同事们一起探索着未知的深海世界。
因为“蛟龙”号的设计指标是下潜到1万米深的海底，那里的压力达到惊人的1000个大气压，让人感受到地球深处的压迫力。我们的任务并不仅仅是探索，更重要的是进行各种实验，以了解这个环境对生物和设备的影响。面对如此极端的环境，安全问题成为了我们最为关注的事项之一。如果我们的舱体出现了漏洞，或者窗户开启不当，那将是灾难性的。因此，我们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精心的考虑和准备。
在实验过程中，尽管任务中充满了挑战和风险，但也有许多令人兴奋的时刻。如发现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景观：起伏的地形和各种生物的奇妙生态。同时，在进行设备维护和焊接等工作时，我们也充满了成就感。
这次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创新科技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安全和有效的基础之上。只有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我们才能更好地探索和利用科技的力量，为人类带来更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无论是在深海探索还是其他领域，我们都必须时刻牢记安全第一的原则，以确保科技的发展符合人类的利益和福祉。
后来，我在海军医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后担任所长，成为党委常委，这是我工作生涯中的又一次重要转折，我深知肩负的责任重大，但也倍感光荣。我继续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同时积极推动并参与所内各项工作。
从海军医学研究所领导岗位退下来后，我还继续从事着培养后继人才和推进自己课题研究的工作。我曾这样对人说：“自己就是老一辈培养起来的，带新人是对老一辈的继承，也是事业的继续。自己搞科研也是终身的追求和余热的发挥。我将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恪尽职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实现中国梦不懈奋斗。”
(作者：张鼎：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王利亚：我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