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法国科学哲学家、思想史家亚历山大·科瓦雷在发表于1943年的《现代谎言的政治功能》一文开篇写道：“从来没有像我们这个时代这样说谎如此猖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说谎如此无耻，如此系统，如此停不下来。”

时间推进到81年后的今天，唐纳德·特朗普与乔·拜登于2024年6月27日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结束后，美国多个媒体展开了事实核验，揭示出整场辩论中特朗普面不改色地说了近30个谎言。

1998年，当时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面对电视直播镜头，说了个关于私人生活的谎言，遭到正式弹劾并险些就此下台。然而2024年，特朗普面对电视直播镜头的谎话却没有造成任何实质性影响。根据《华盛顿邮报》的一项统计研究，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的四年任期内，共发表了30573条虚假或误导性言论，平均每天约21条。这些虚假言论的频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从他第一年每天平均6条增加到最后一年每天39条。

更值得看到的是，特朗普面对电视镜头的巨量谎言非但对他毫无影响，更是令其对手深陷困境——该场总统选举辩论后，民主党内部涌起要求拜登退选的强烈呼声，最终迫使他于7月21日宣布退选。这意味着，电视辩论令包括拜登盟友在内的民主党巨头们一致认为，拜登不是特朗普对手。亲民主党的主流媒体《时代》周刊在那场辩论刚结束，即刻就以一片红色为杂志封面，拜登低头离场。封面上除了“时代”之外只有一个单词：“恐慌”。

面对当下美国政坛的“特朗普现象”，我们有必要定位到其不寻常之处：共和党并未因特朗普巨量谎言被揭破而逼迫他退选;民主党则因拜登现场无力招架特朗普连篇谎言反而逼其退选(并达成);民众们亦没有揪住特朗普面对电视直播镜头说谎一事痛加谴责。自特朗普2016年以毫无从政经验的房地产商人身份参选并成功登上总统宝座后，美国政治发生了巨大且实质性的变化(譬如2020年总统选举后爆发的“攻击国会山”事件)。然而，各种瞠目结舌乃至目不暇接的显著变化，却遮盖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美国民众对说谎的态度变化。民众对谎言与说谎行径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在今天甚至到了无动于衷的地步。我们看到，在当下美国，连对谎言的“科瓦雷式谴责”，亦已经党派化了——只有民主党在单方面地谴责特朗普说谎。连那位呼吁开发“真相GPT”的世界首富、美国工程院院士伊隆·马斯克，在自家运营的社交媒体X上频繁为特朗普造势，甚至亲自出席其竞选集会，对这位谎言连篇的前总统/总统候选人做出毫不含混的背书。

“六岁男孩乔治·华盛顿不对砍倒樱桃树说谎”这则故事，被认为铸造了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当代美国思想史家马丁·杰伊曾对这个故事的寓言性质及其对美国大众文化的影响进行了考证。杰伊的结论是：

梅森·威姆斯实际上编造了这则轶事，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从詹姆斯·贝蒂1799年发表在伦敦的《吟游诗人》中剽窃了这个故事，但它成为了美国民间故事的基石。当美国内战结束了南方文化(该文化更倾向于把文明性界定为英勇，而非发自内心的坦率直言)后，真诚性的胜利似乎牢不可破，至少是作为公共行为的模范。在他亡故后不久，“诚实的亚伯”林肯加入了华盛顿的行列，成为这种理想的巅峰。

不说谎的华盛顿与诚实的林肯，将真诚性确立为美国大众文化的理想。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中，诚如杰伊所观察的，“测谎仪”在执法领域与公共领域中所享有的盛誉，在美国是独一无二的。杰伊亦引用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如下观察：“伪证罪”这个词就是产自美国，它在当代美国日常生活中被极高频率使用与核查，甚至到了“一种迷恋性坚持”的程度，一个人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被要求在各种文件上签名，并被威胁以针对“伪证罪”的法律行动。“在美国，一个人不能在未阅知伪证是受法律严格惩罚的情况下签署公共文件，并且在官方和法律上都假定他已阅知。”在美国，从技术手段(测谎仪)到法律手段(伪证罪)，构筑起一张针对谎言的大网，其文化清晰无误地传递给每一个人如下信息：莫说谎，说谎会被抓，后果很严重。

然而在当代美国，“真诚性的胜利”变得越来越可疑。科瓦雷于1943年做出的关于“现代谎言”的判断，针对的是德国纳粹主义。德里达于2001年则提出，科瓦雷的判断完全可以用来形容那被宣称为“历史之终点”(弗朗西斯·福山语)的自由民主。德氏在21世纪伊始便观察到，谎言不仅仅关涉人类文明史上的昨天，并且“可以被广泛扩展到在一种资本主义-技术-媒体的领导权时代中所谓的民主国家的现行实践上”，并且“说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无耻，如此系统，如此停不下来”。德里达把前所未有无耻、系统与停不下来的谎言，同资本主义、技术、媒体与民主国家这组关键词关联了起来：前者的兴起，是后者占据领导权后的产物。然而，即便是德里达充满洞见的分析，也未能预先涵盖到特朗普及其政界追随者所掀起的更为无耻、更为系统、更为停不下来的谎言现象，以及它在当下美国社会的受接受状况。

美国大众文化，已从真诚性的胜利转变成了对谎言的无感。国家民选出来的最高领导人，从拒绝说谎的华盛顿，变成了满嘴跑谎言的特朗普。对于其行为，特朗普甚至完全不诉诸于柏拉图所说的“高贵的谎言”，亦即，为了护卫城邦秩序而向民众隐去真相。他直接将其话语称作“真相/真话”，而把反对他的媒体评论称作“后真相/后真话”“假新闻”。不能说谎，是各已知文明社会教育幼童的首要内容之一——诸如“六岁男孩乔治·华盛顿不对砍倒樱桃树说谎”这样的寓言故事，就是这样被发明出来。我们看到，被屡屡揭穿连篇谎言的特朗普，却亦是紧紧抓住“真相/真话”不放。面对因传播不实信息而遭遇各大社交媒体封杀账号，特朗普干脆于2021年底自建社交媒体，名字就叫“真相社交”，其口号就是“追随真相”。

哈佛大学教授西赛拉·博克在其出版于1978年那部荣获奥威尔奖的名著《说谎：公共与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中提出，“在重要的事情上公开说谎，一旦被揭穿，说谎者将反受其累”“届时，纵然说谎者本人对失去正直不以为然，也定会因谎言被揭穿而导致的信用扫地而后悔”。然而该分析到了特朗普这里，显然彻底失效：美国总统(候选人)可以面对公众满口谎言，甚至在各类事实核验中被频繁抓个正着，却丝毫不影响其票仓和支持度(并且还令其对手深陷困境)。

今天的美国，(前)最高领导人满嘴跑谎言被频繁揭穿，却仍坚决以“真相追寻者”公开自诩，并能获得近半国人以及大量硅谷精英的支持——这一“特朗普现象”深刻地重新界定了当下美国的伦理性实质(借用黑格尔的术语)，亦即，支撑社会实践与道德行为的深层结构。在2024年9月10日特朗普与卡玛拉·哈里斯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中，ABC新闻主持人不得不当场纠正特朗普的多个虚假陈述，包括关于堕胎、移民和2020年选举的错误说法——本应维持中立的辩论主持人出面纠正总统候选人这种做法在美国极为罕见。当特朗普在辩论中声称美国许多州在操作“产后杀婴”时(主持人随即驳斥“在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州允许在婴儿出生后将其杀死”)，这个国家在自居“真相”的漫天谎言中变得面目狰狞——要知道，美国公开宣称的敌对势力都未有对它施加这样的“妖魔化”，该谎言竟由美国自己的(前)最高领导人公开说出，并还获得了众多美国民众的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