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智宏:1942年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随后考上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留在该所长期工作。1979年至1981年,先后在英国约翰依奈斯研究所和诺丁汉大学从事研究工作;自1983年起,历任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兼植物分子遗传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1992年10月至2003年2月任中科院副院长;1999年11月至2008年11月任北京大学校长。曾任中国细胞生物学会理事长、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现任国际植物组织培养和生物技术协会主席,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理事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199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7年10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
长期从事植物生理学和生物工程的研究,专长于植物组织和细胞培养、激素在细胞分化发育中的作用机理以及植物细胞的遗传操作,为推动和发展我国植物组织培养和生物工程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蝶变”:古运河旁的少年步入学术殿堂
许智宏学长的故乡无锡山清水秀,名人辈出。许智宏还记得,无锡的东林书院里有一副顾宪成先生的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话掷地有声,激励着一代代学子求知成才。
1959年,17岁的许智宏考上了向往已久的北大,在生物系读本科。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学校的伙食差,饥肠辘辘时学生们就去未名湖捞水草充饥。下乡时采来盐碱滩上的碱蓬,在开水里焯一下,切碎了拌上少许玉米面做成菜团充饥。每年寒暑假,他们都会去北京西郊的四季青公社劳动锻炼。嚼得菜根百事可做。这些经历让年轻的许智宏渐渐成熟起来。
读本科时,许智宏对植物生长发育及其激素调控的兴趣越来越浓。1965年秋,他考入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在罗士韦教授门下做研究生。赶上“文革”,他先在嘉定马陆公社蹲点,后又被下放到天津葛沽部队农场。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都没有放弃学习,白天劳动锻炼,深夜挑灯夜读。1969年硕士毕业后,许智宏留所工作,历任课题组组长、植物分子遗传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直至所长。
在植物生理研究所工作时许智宏院士(后排右 1)、罗士韦院士(前排中) 与实验室同事及研究生合影
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许智宏多次获得出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他在英国诺丁汉大学访学时所做课题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利用萌发种子的幼根来分离和培养原生质体的新技术,先后从26种重要作物和林木中获得再生植株。在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科研合作中,他和他的学生围绕植物生长素极性运输在胚胎发育中的作用进行研究,又取得重大突破。多年从事植物发育生物学、植物细胞培养及其遗传操作、植物生物工程的研究,是兴趣让许智宏乐此不疲,国家的需要更让他产生了一种义不容辞的使命感。靠着追根溯源、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他先后发表了论文、综述、专著240多篇(册),获得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等奖项,1988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92年10月,已届知天命之年的许智宏,又从南方来到北方,就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这个岗位上倾心倾力干了10年。
“进化”:第24任北大校长的改革实践
1999年11月,许智宏离开30多年后又重返母校,出任北京大学的第24任校长。
在学生眼里,许智宏校长言语温和、平易近人。许智宏自己深知“树木易,树人难”。长期以来,他一直关注教育事业,认为新时期的大学要培养能够引领方向的人,能够影响人类的思想、前沿科学和未来技术的人。此时这位资深的植物学家在思考,自己怎样才能当好燕园的“首席园丁”?北大该怎样培养新世纪需要的人才?他从生物多样性想到人才差异化,于是有了相应的改革方案:根据不同类型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按学术型和应用型对研究生实行分类培养、分类指导,建立差异化的课程结构、能力训练、论文方式,以及差异化的导师队伍,以培养不同能力特征的专门人才。究竟怎样培养“全面发展的大学生”呢?许智宏这样阐述:首先要明确培养人才的标准,激发大学生对社会、对人类的强烈道德责任感,开发其潜在的创新能力;其次应该鼓励学生用新颖的方式思考和行动,并向他们提供适应社会变化的新知识。他特别强调,“应该鼓励学生对现有知识的质疑,挑战旧的学术体系,在发现和发明知识上独立开拓出新的道路,这种能力的培养对于青年一代应对未来的挑战十分重要”。
许智宏的书架上摆着多部我国古代科技著作,他爱读在我国科技史上具有坐标意义的《梦溪笔谈》,这部用文学体裁写成的书充满了人文与自然科学交织的魅力,作者沈括是一个通晓诸子百家、天文地理的大学问家。放眼世界,文理科相互渗透已成为大学教育的新趋势。文理兼通的人才正是未来所急需的。许智宏希望北大能发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综合优势,在两相结合中寻求新的突破点,同时保持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质。
作为过来人,许智宏明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高等教育模式,专业划分过细过窄,同时学生的综合文化基础也比较薄弱。北大在增强道德、体质、美学教育的同时,应力图打破学科“间壁”,让学生互选基础专业课程,力求文理渗透、相互补益。许智宏认为,专业教育是大学教育永恒的目标;我们先进行通识教育,把专业教育的时间推后到高年级和研究生阶段,目的就是为专业人才的成长提供更丰厚更肥沃的土壤。博大方可精深,新的发现常出现在多学科的接壤处。
出任北大校长后的三四年,许智宏仍在中科院分管科研院所和学部工作。北大所在的中关村地区分布着中科院所属的40多个科研院所,过去囿于体制,校所分割,不能形成合力。借助自己两处任职的有利条件,许智宏力促北大和中科院所属院所联合建立研究室、研究中心,同时与国内多所大学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
进入21世纪,信息社会面目一新。许智宏组织了多次论坛,探讨21世纪大学的使命和作用。他预测,大学将会成为社会内核,信息社会也会为大学生自身的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借助信息技术手段,高等教育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向任何有需求的人“敞开大门”的目标。这意味着,这种教育的平衡将促进人们广泛参与社会事务。
“升华”:探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
虽已白发侵鬓,许智宏依然精神矍铄。近十多年来,他集中精力在做两件大事:一是重归教学与科研一线,2018年1月出任北大现代农学院院长;二是先后任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英语简称MAB)主席和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大力推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的深入实施。
2015 年 5 月,许智宏院士(前排左 5)在石家庄考察遗传发育所承担的 973 计划小麦项目的田间试验
站在新知地带,许智宏敏锐意识到,现代生物育种技术创新在农业科技竞争中具有核心作用。2016年以来,许智宏和多位科学家多次提出基于科学的基因编辑作物的监管政策建议。其基本思路是:在基因编辑作物及其产品中,对没有外源基因的产品要放活;对有非植物来源的外源基因的基因编辑产品,应按照转基因植物管理办法进行监管。
与此同时,笼罩在转基因问题上的迷雾让许智宏认识到,科学家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必须遵守相应的科学伦理规范和相应的科学准则,在探求科学解决方案的同时,也要引导公众不断提高对前沿植物科学的认识,科学家只有提升了自己的科普能力,才能提高公众的科学认知能力。他直言:“我国很多科学家不太善于做科普,在这方面的能力还需要提升。”他还呼吁建立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家自然博物馆,以丰富的标本收藏做后盾,用现代科技传播手段展示最新最前沿的科研成果,使之成为公众学习科学知识、提升自然保护理念的科学圣殿。
早在20年前,许智宏就与其他21位院士联合发出“关于政府应加大对自然保护区资金投入”的呼吁:近几十年来人口剧增,一些自然保护区能够较完好地保存到今天实属不易,这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赖以实现的重要自然基础,对它们加强保护刻不容缓。将自然保护区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也已成为国际趋势。这次发声,对此后中国自然保护区管理制度的改革起到了促进作用。
我国于1973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并于1978年成立了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至今已有长白山、珠穆朗玛峰等34家国家级自然保护地成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还有157家自然保护地被中国MAB批准为中国生物圈保护区,我国初步建成的全球最大的生物圈保护区国家网络正在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东方样板,许智宏考察的足迹遍布全国各个自然保护地,他对神农架情有独钟,因为传说中那里是神农尝百草的地方。
自许智宏担任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席以来,从三个方面入手推动这一宏大计划在我国的深入实施:首先是建设并完善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其次是组建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的专家团队,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专家咨询委员会,打造国家的生态科技智库;第三是充分利用现有网络框架和资源,围绕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和全球生态治理的主题,建设独具特色的绿色国际科学合作平台。
宣传“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大众科普期刊《人与生物圈》,也是一本讲述中国生态故事、分享全球绿色理念的期刊。许智宏非常重视这个宣传平台,要求编辑部进行深入的科普宣传和理念引导,以便让公众对自然保护有更多的了解。他堪称这本期刊的“首席编辑”,通过策划编辑专辑的方式,从生态科学切入,率先诠释“绿色丝绸之路”“转基因”“国家公园”等新概念和前沿话题。他还撰写了《走向绿色丝绸之路》《为什么要研究转基因》《协调人与生物圈保护生命共同体——未来之路》等多篇具有引领性的文章,带动许多科学家纷纷撰稿,使得《人与生物圈》杂志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
“日既暮而犹烟霞绚烂,岁将晚而更橙橘芳馨。”老而犹健,研学不辍,奋斗不已,这就是我们从许老身上看到的君子人格、大家风范。
节选自光明日报、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