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留学已经成为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在几十年前，出国学习是另一番景象。

1983年，我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毕业后留学日本，获得京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此后多年，赴美访学、留日任教的海外经历在我的人生历程中写下深刻一笔。

这些经历帮助我提升了专业，让我更广泛地接触世界，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然而要写下我的留学故事，还要从进入北京大学开始说起。

英才辈出的北大本科年代

1979年，我以全省文科第一的成绩进入北京大学，学习法律专业。

那一年，刚刚恢复高考两年，相比于之前两年招生正规了很多，但学生生源依旧存在那个时代的典型特点：学生来源多且年龄差别大。

著名诗人海子就是我们班的同学，入校时他只有16岁，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而年龄最大的同学黄尔梅大姐当时就读时就已经32岁。尽管年龄各有不同，但恢复高考后所有考上北大的法律系学生，同坐在一个教室里，每个人身上都有一股冲劲，眼中都有一种憧憬，生源的多元化也让我们更容易包容各种各样的性格。

虽然在地方上我小有名气，也一直得到(高)评价，但是到了藏龙卧虎的北大，那都算不了什么。刚到北大，第一次参加班会，我就听到家在北京的同学提到卢梭、霍布斯。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们是谁呢，一下子就有点紧张……但我觉得呢，有志者事竟成，于是给自己定了个行动标准：笨鸟先飞。勤能补拙，持之以恒就能见成果。

那时候，我们的课程安排有几个特点。

首先，一些课程合班上课。我和李克强学长的相识，就是在三个年级一起合上龚祥瑞老师的《比较行政法》的课堂上。

另外，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启动，在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之下，北大设立了建国以来第一个国际法班。北大当时就有王铁崖、梁西等一大批著名的国际法专家，师资力量已经具备天然优势。

就这样，我在北大找到了践行的土壤，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北大精神的浸染和熏陶下，尊于德性，致于学问。

争取一个留学名额

对我个人来说，1982年那个燥热的初夏，颇费思量的事情还真不少。不过首先要考虑的，是翌年从北京大学本科毕业之后的人生选择。

我们那一代学生，出国是最好的路，我当时也希望能去国外学习更多的知识。除了自己的留学梦想，我也想睁开眼睛看世界，推动法治中国的建设，这是当时想要出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

这种想法，其实在我读大学之前就已经开始萌生。

我在备考大学入学考试的时候，每天早上都会到家后面的小山坡上读英语。有一天，我听到县城里面每天大声播新闻的广播播报：1978年12月26日，中国首批赴美留学人员52人出发到美国去留学。

这个消息让我非常激动。我心中想着，如果我也有这个机会就好了。这可以说是埋下了一颗走出去的种子。

当时留学还远不像今天这样稀松平常，得到出国留学的机会非常难得。

我的兴趣所在是法理学，所以想要出去精进这一专业，而之前中国公派出国的项目里从来没有法理专业。有的同学为了争取留学机会，纷纷改选涉外专业。我自己也考虑过这样做的可能性，但总觉得牺牲志趣的代价太高。

幸运的是，我们这一届获得了中国向外派送法理学学生的第一次机会，有了一个去美国的名额。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对获得名额志在必得，因为当时我的英语不错，专业成绩又是全年级第一名。

但是，当一切已经步入正轨之后，中美关系竟遭遇了一次寒流，这一个名额被取消了，也算是一波三折，我先后被通知去德国、法国，还因此去学了德语和法语，最后终于定下——去日本留学。

去日本留学

去日本留学并不是我的“第一志愿”。所以去日本留学之前，因为一点都没准备，就要先去学语言。

当时教育部为派遣的留学生组织专门的外语培训，我到大连接受了半年的日语培训。时间紧迫又毫无基础，学习的压力并不轻松。

1983年，我来到日本京都大学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

去了日本以后，我对日本有了全面的认知，才发现如果要深入学习比较法相关的知识，没有比日本更好的地方了。

因为日本学界对各个国家的制度，尤其是欧美国家的法学著作、制度等都非常了解。而且，我当时对法学社会学、法律的实质研究特别感兴趣，日本在这方面的研究也颇具优势。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去日本留学是“歪打正着”。虽然我原来对日本不甚了解，后来却觉得到日本留学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有意义的经历。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潜心学习法律知识，在校期间发表了大量论文，思想理论也渐趋成熟。

我在京都大学学习了六年，读博士期间，发表了两篇博士论文规格的文章，最终在1993年获得了京都大学课程博士的学位证书。

这本证书在日本学界引发轰动。课程博士是在校期间完成课程和博士论文的博士，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只有九人获此殊荣，而在我之前，课程博士已有32年的空缺。

这种罕见的空缺和日本的学术传统有很大渊源。在法学领域，一位东京大学任教的著名学者在英国留学时只拿到了学士学位，后来他成为日本现代法学最著名的权威。在此传统之下，日本的一流大学对于授予法学博士学位非常慎重，对授予博士学位要求也非常严格。

日本的学术氛围比较自由。留学期间，我还参与了关于法哲学和法社会学的国际论坛，向法学界世界各地的知名学者教授请教，征询意见，自己的理论得到很多支持。

我在读博期间，国际法哲学——社会哲学协会第13届世界大会在日本神户举行，这是一个非常大规模且权威的学会，我在这次会上宣读了我的论文，日本学界感觉到我的观点接近前沿，对我颇为认可。

这一次的发言也促成了神户大学在我博士课程一结束时，就聘任我直接担任副教授。

1990年，我去神户大学做了法学院副教授，1991年至1992年期间，我还去了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

这些经历扩大了我的国际视野，也帮助我建立了与世界各国主流学者交流的网络，让我收获颇丰。

在日本的这段时期，我积极汲取日本法律制度的精髓，探求日本向西方法律制度学习的模式，感悟出西方法律制度在东方的适用方式。除了日本，我也愿意付出热忱，去探求世界各国法律超越国度的意义，以期为中国寻找一条更好的法治发展道路。

回到中国去

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我有一种感觉，认为中国将要真正发生变化。

1996年，我升任神户大学终身正教授，不过那时我已经有了回国的打算。这个重大决定源于我对祖国的深切情感，中国与世界的接触更多，也迎来更多挑战，法律的正义性正当性原则需要更好地贯彻，作为一个热爱祖国的法学家，我认为应该义无

反顾。

这一年，我开始在中国学术领域发表论文，将这些年汲取的精华思想向法学界输送，我也因此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文最多的学者。可以说，这算是我学术上的回国。

我真正归国是在2008年，那一年我辞别神户大学法学院，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来到上海交大法学院，直接担任院长。

在两届十年的任期内，在校方的鼎力支持和全院师生的通力合作下，我推动了以“三三制”法科特班为核心的法学教育改革，致力于培养优秀的涉外法律人才;按照“金角银边草肚皮”的围棋原理布局学科建设，促成了若干跨学科平台的建设;先后引进著名学者、外籍教师以及留学归国的青年教师近三十名，显著改善了法学院的人才结构，形成了专心治学、自由切磋的良好学术氛围。

2018年，我卸任法学院院长一职，开始渐次进行学术多样化的再次转型，在学校支持下创办了校级实体化机构——日本研究中心，聘请福田康夫原首相担任荣誉顾问，推动中日企业创新合作、学术交流以及民间外交，中心的一些研究活动在中国和日本都产生了较大影响，被认定为教育部重点国别研究中心。

2007年5月，我获评日本《朝日新闻》“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中国人”，在2017年入选《今日中国(China Today)》杂志社评定的“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的百位法学家”。

在海外多年的经历，让我体会到了加深与外界交流的重要性。直至今日，我仍在尽一己之力，希望为促进中日两国学术交流贡献一份力量。

在一个多元化、国际化的时代，沟通成为最重要的关键词。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沟通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回顾自己的做人和行事，我有两个座右铭。一个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另一个是“尽人事以待天命”。这些都是中国的成语，后一条日本人也很喜欢。我把这两句话转送给年轻人，祝大家在这个AI快速迭代的巨变中不断迎接挑战、抓住机遇。

来源：致极学院

节选自《著名法学家季卫东：留学很辛苦，但它带给我的国际视野的打开，影响了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