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3年3月4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开幕;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今年，我会会员中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奔赴北京履职参会，他们始终关注事关国家发展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认真履职，积极建言，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科教人才事业等话题发出响亮的“海归声音”。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金 力

(全国人大代表，我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

从全球科技发展的历史和规律来看，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是基石;建设创新型国家，基础研究是“源动力”“元实力”。要把人才工作和人才培养放在核心位置，厚植基础研究人才成长和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沃土。

要坚持引育并重、养用结合，围绕顶尖人才建设创新平台和团队。探索超常规、长链条、开放的未来顶尖人才培养模式，高质量推进“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构建“高精尖缺”研究生教育格局，系统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建议深化全链协同，设立校企联合实验室、打通人才旋转门、成立科创母基金，引导各类要素聚力高风险创新。建立上海AI for Science中心，整合力量、创新机制，承担特色模型开发、平台服务驱动、产业孵化功能，增强全市乃至全国的原始创新竞争力和驱动力。

伟大的城市要有伟大的大学，将把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融入上海现代化发展、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向党和人民、向时代交出满意的“复旦答卷”。

丁奎岭

(全国人大代表，我会理事，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

如何做好人才与教育工作，来加快推进科技进步，从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可以归纳为两个关键词：真投入、长投入。

人才是最好的投资，要在思想上、行动上、资源上真投入。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科技强国的实质是人才强国。要在构建识才爱才育才用才的制度体系与生态环境的同时，打造涵盖职业发展、子女教育、医疗保障、交通住宿的宜居宜业环境。择天下英才而育之，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才能把科技创新的优势与主导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

教育是出人才、出成果的基石，要在战略上、政策上、举措上长投入。青年人才特别是科技领军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提前投入，稳定投入，鼓励培养模式改革，不断提升学生的教学体验与教育增值;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升教师的思想修养和专业技能，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为推动科技强国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扎根中国、面向未来的卓越创新人才!

顾 军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

当前，上海消费市场已经呈现了快速回暖的态势。城市人口汇聚、流动趋于常态化，市内交通客流量迅速恢复到日常高位;从消费监测数据看，年初以来线下消费，特别是餐饮、住宿、文旅等集聚型、流量型的消费呈现出非常好的增长势头。这些数据回升与突破的背后，是上海经济与社会活力迅速复苏的重要信号，也是上海市民消费热情和消费信心的体现。

今年，上海已经有300多个专业展会排入了档期，很多跨国公司的总部团队、商务团队都会来上海交流访问，接下来还有大量的旅游消费人群在上海集聚。建议通过“政策+活动”的双轮驱动，一方面激发主体的创新活力，另一方面激发消费群体的消费潜力，上海消费市场的持续恢复和扩大值得期待。接下来，如何提升传统消费、扩大服务消费、培育新型消费、倡导绿色消费等方面需要进一步进行深化研究。

顾祥林

(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同济大学副校长)

当前，支撑我国实现科技引领的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体系尚有不足。在高等教育，一定程度存在着数理基础不牢、交叉基础不实，对学生解决未知问题能力的培养存在模式滞后、手段不全不足等问题。再如，近年来，我国理工科学生比例下降，不少学生蜂拥所谓的“热门”专业，部分基础学科专业则被定义为“冷门”专业，在招生时备受“冷落”，由此在学科结构性方面出现“失衡”。对此建议：

一是丰富学科专业内涵、强化数理基础训练、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按照本科基础宽、硕士专业深、博士学术精的分阶段培养目标，关注个性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医科、工科人才的数理基础和信息技术基础。推进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等公共基础课程改革，倡导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互相渗透，赋能传统学科专业与时俱进、持续发展。

二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人才培养内涵。创新培养模式，聚焦实际问题，在重大科研攻关中发现前沿科学问题，在重大工程项目中发现关键技术问题。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开始，强化问题建模、算法求解、系统创新等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培养。全面扭转以单一考试成绩评价学生的传统模式，注重平时作业、随堂测验、专题讨论等过程性考核评价标准的制定，注重对学生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素质目标的设定和达成情况的评价，促进学生增值发展。

三是以兴趣驱动助学生成才，以理想情怀促终身发展。多渠道选拔对基础学科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青年英才，深入推进基础学科招生培养改革，吸引最优秀的学生立志投身基础研究，激发学生终身发展的意识与能力，实现理想塑造和价值引领。

李 林

(全国政协常委，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科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学术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当前，传统生物安全问题和新型生物安全风险相互叠加，境外生物威胁和内部生物风险交织并存，织牢织密生物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网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新兴技术发展则使得条件进一步成熟，建议我国同步加强环境dna/rna监测以及检测和技术研发，加强生物安全保障。

在环境dna/rna检测技术方面，我国已经有不少机构进行了探索。然而，我国在下一代基因组测序仪器、宏基因组学分析工具等方面对外依赖严重。从总体上看，国家级的、一体化的、满足传染病防控和生物多样性观测等多种需求的参考数据库和标准体系尚有不足，此外，利用环境dna/rna数据的系统性机制有待完善。

对此建议：加强下一代基因组测序、宏基因组分析技术等源头技术的研发，实现关键仪器和分析工具的自主可控;推动一体化的参考数据库和标准体系建设，实现环境dna/rna数据的互联互通互用;针对新发病原体等重点对象、边境和口岸等重点区域，加强系统性的监测分析。

张恩迪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需要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科技革命和经济转型，逐步将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的能源体系转变为非化石能源为主导的现代能源体系。

当前构建现代能源体系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和制度安排下，能源体系的清洁性、低碳性、安全性，与经济性、可持续性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要从供给、需求、流通各环节多管齐下，优化布局。

对此建议：一是要先立后破，推进能源供给侧改革;二是要以绿色低碳引领需求侧转型;三是以协同高效增强能源流通效能;四是深化改革释放能源发展动力;五是以科技创新驱动能源技术升级;六是以开放合作推动全球能源转型。

黄 震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交通大学碳中和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双碳”目标下，越来越多控排企业和非控排企业都有发展可再生能源、减少碳排放的愿望和需求，CCER交易需求不断增长。重启CCER交易市场，对我国碳市场建设意义重大。对此建议：

第一，重启CCER交易市场，尽快修订《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确立CCER交易市场的交易登记和交易规则等基本制度和参与各方权责。加速推动自愿减排注册登记和交易系统的建设，重启CCER项目的审批，简化项目审批流程，减少备案事项，缩短项目开发周期。

第二，构建符合当今技术发展和市场需求的CCER方法学体系，完善减排量核算方法。利用新技术，完善CCER减排量的统计和监测方法。规范CCER项目的审定和减排量的核证，确保数据质量与CCER质量。

第三，建立统一的CCER交易市场，统一交易规则和管理办法。加强对参与企业、审定与核查机构及交易机构的管理，建立各参与主体的碳交易信用综合评价体系和管理机制，构建合规的CCER交易信息披露制度。

蔡 威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儿科医学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儿童罕见病诊治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教授)

氨基酸代谢障碍病是一类因某种或某些氨基酸代谢异常引起的以神经系统损害为主要表现特征的遗传性罕见病。目前获得特医食品注册证书的氨基酸代谢障碍配方食品只有一款进口的苯丙酮尿症氨基酸配方食品，其他氨基酸代谢障碍病尚无一款特医食品获批。

各种因素导致很多病患不再坚持食用特医食品而改食普通食品，其后果是原本得到控制的病情再次恶化，出现智力障碍、精神异常等各种症状，给社会、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

建议相关部门能尽快解决食品级氨基酸的执行标准和生产许可问题，帮助企业解决相关特医食品注册许可的痛点难点。按照指定标准尽快启动对国内较大食品企业进行评估、审核和签发氨基酸食品生产许可证试点，并督促地方监管部门进行必要监督管理，保障这类特医食品的质量。

张 杰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高校科技创新仍存在有组织体系化布局不足，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支撑不够等突出问题。新发展阶段，我国高校应把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为最高追求，瞄准重大前沿科学问题，统筹制定学校整体发展目标和科技创新等专项规划，持续开展高水平自由探索研究，强化“四个面向”组织重大任务，推进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推进创新任务导向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和大团队建设，长期坚持、长期积累，力争不断实现重大原始创新突破。对此建议：

一要加快建设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要打造体系化、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平台。大胆选拔使用优秀科学家领衔担当各类重大任务，在任务中培养造就一批战略科学家。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在各类重大任务中挑大梁、当主角，不断壮大科技领军人才队伍和一流创新团队。更好发挥高校和国家科研机构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作用，加强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大力推进人才的国际交流合作，创造更多机会让国内科学家活跃在国际科技舞台，吸引更多优秀外籍科学家来国内交流。

二要完善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评价制度。科技评价制度是基础研究创新活动的风向标，是引导和促进基础研究的重要指挥棒。要加快建立以创新成果质量、原创价值和实际贡献为导向的基础研究评价制度。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科学前沿的重大问题，建立基础研究类项目的长周期评价和代表作制度，完善自由探索型和任务导向型基础研究科研项目分类评价办法，并对自由探索和颠覆性创新活动建立免责机制，宽容失败。通过科学评价，鼓励引导科研人员潜心基础研究，坚决破“四唯”，切实改变不同程度上存在的跟踪模仿的思维惯性和跟风逐热的盲目倾向。支持和激励科学家增强创新自信，甘坐“冷板凳”，勇闯“无人区”，挑战科学和技术难题，实现更多“从0到1”的原创突破。

三要加大稳定支持的力度。基础研究往往周期较长、难以预见，需要科研人员潜心研究、长期跟踪。当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竞争性大，研究人员难以安心、持续地开展研究工作。基础研究的特点决定了相关研究需要长期、有力度的稳定支持。要加大对杰出科学家、重点团队、重点基础研究项目持续稳定支持力度，提升精准配置资源的水平，使“竞争性项目经费”和“稳定支持经费”保持合适的结构比例，营造长期潜心研究的环境，鼓励科学家大胆探索，打造一批敢于啃硬骨头的基础研究战略科技力量。

葛均波

(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委副主委，我会常务理事、青岛大学校友分会会长，国家放射与治疗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国内，抗菌药物发展或将成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中的薄弱环节，亟需在国家层面引起重视和政府更积极的政策引导支持。

建议建立国家层面的抗菌药物创新与研发的专项平台，选择重点院校、研发机构、生产企业(原料制剂一体化)、临床机构纳入平台体系，完善技术支撑、增强基础和临床应用研究。配套培养3-4个抗菌药物产业园区，发挥医药产业园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制定适合国情的耐药菌目录和耐药技术清单，加速平台体系内重点基础领域研发创新和技术突破。关注特殊用药人群的临床需求，鼓励儿童、孕妇和老人的抗菌药物研发创新和剂型改良。重视制剂原料一体化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战略价值，加速重点抗菌药物的中间体、原料药的自产自足。

制定推动型政策，在抗菌新药研发的早期，由政府牵头，与国内或国际领先的生物制药公司合作，提供临床阶段的研发支持，通过给予政府补助、基金资助、创建研发信息平台等措施降低研发者成本和试错风险。

廖昌永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声乐歌剧系主任)

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通过上海音乐学院淮海路校区一期建设完成并向社会开放的实践，建议进一步探索结合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高校校园开放方式，建议全国高校可以根据不同条件，逐步、适度、有效地开展校园开放，发挥高校的熏陶作用，提升城市的文化形象和品位，结合高校自身特色服务城市和区域发展，进一步满足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更好地服务城市建设和国家建设。

高校除了学历教育要不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也应结合自身办学特色，推进高质量非学历教育的办学，特别是在校园开放的过程中，高校要进一步以人民需求为目标，推进社会服务，加强高校在社会培训和社会文化服务方面的实践和探索，满足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教育需求。同时，更要结合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开展相适应的教育形式，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

蒋 颖

(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理事，德勤中国主席)

为了提振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及信心，应鼓励支持专业服务机构以“民间外交”讲好中国故事。民间外交作为官方外交的有力补充，正在成为中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外交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通过全球网络、专业能力和实际行动，为稳预期、稳投资、稳人才三个关键目标作出贡献。

其中，稳预期，是借助国际专业机构特有的多样化沟通机制，以“听得懂、听得进”为目标，提升外界对中国的积极预期;稳投资，是担当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为企业提供落到实处的解决方案，对外资企业全面周到的客户服务能够产生民间外交的实效。稳人才，是通过把握外籍人才管理政策的新机遇、着力提升国际化人才的工作体验，可以润物无声地将这些人才转化为民间外交使者。

作为专业的机构，发挥政府与企业之间沟通桥梁的作用，一方面向海外市场传递正能量，巩固信任，提振信心。希望能够把中国市场里面的声音和真正发生的情况，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话以及熟悉的场景传递给他们。另一方面为中国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国际化和市场化建言献策。

张 毅

(全国政协委员，金杜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深刻地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但目前，数据合规体系建设尚存在短板，数据要素生态市场发育尚不完善。

为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议发挥不同地区数据交易场所平台的作用，在不同地区进行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的监管“沙盒”试点，建立创新容错机制，探索不同的数据流通模式，让不同数据以不同方式合规高效流通，让企业以不同的数据流通方式和合理分配方法进行交易。结合试点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进一步建立全国性的体现效率、公平的数据要素流动交易和收益分配制度，按照“谁投入、谁贡献、谁受益”原则，推动数据要素收益向数据价值和使用价值创造者合理倾斜。

在行业监管方面，建议建立政府监管与市场自律协同的“数据要素监管生态圈”模式，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的治理模式。通过行业自律、社会协同指导企业更好实现自治，合法依规开展数据要素交易流通。同时，监管机构可建立监管执法标准化、规范化体系，依法加大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反垄断等领域的执法力度，保障数据要素市场有序规范。

在技术方面，建议利用技术赋能数据流转和交易，探索前沿技术的创新和融合，推动数据流转“可用不可见”、节点“可追可溯源”、数据交易“可控可计量”。

曹阿民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学院副院长)

为推动区域科创一体化进一步发展，建议科技部继续加强对长三角科研院所联盟的指导，以顶层设计加速实际联合。进一步发挥科技部的顶层设计作用，加强对三省一市科技创新的规划布局，推动长三角地区形成区域层面定位分工合理、资源协同互补的良好格局。充分运用长三角科技创新资源与开放优势，聚焦科技体制改革和人才培养，开展科研机构成果转化制度、应用技术标准化体系建设等试点，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模式。

三省一市政府应以大项目为牵引，用具体动作推动实际联合。以联盟成员单位为基础，瞄准应用技术研究，实施长三角科技创新联合攻关专项，强化长三角区域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产业关键共性技术联合攻关。从政策的协调性与一致性入手，构建区域内信息共享、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长效机制，推动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从阶段性合作向长期制度性联合加速转变。

三省一市地级市以产业需求为切入口，以需求牵引推动实际联合。聚焦区域内重点产业与龙头企业，定期梳理、凝练产业共性需求与企业技术痛点，形成需求清单。集成联盟成员单位技术、人才、项目等优势资源，打通产业链、创新链信息资源壁垒，联合打造面向长三角的“技术研发+人才培育+中试孵化”的“长科创”资源平台。

张文明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委副主委，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

在国家大力推行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我国农村发展正在经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但在调研中发现两大主要问题：不少地方借助乡村振兴大搞规模化经营，却没有处理好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和尊重农村自然的种植规律及传统市场经验的关系;商业资本借助乡村振兴大举进入乡村，没有处理好项目开发与尊重农村内生的治理机制和农民共同富裕的关系。对此建议：

一是对基层政府的相关行为适当限制。各地省一级政府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严格审查各市(县)报送的特色产业发展规划;各地要结合当地财力、地力、人力等本地资源因地制宜地规划本地产业;要充分相信市场的力量和农民多年的智慧发展本地产业;要激发农民和市场的内生动力，充分注意产业的多元化和市场需求等，从而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和社会稳定。

二是依据公司经营等法律，建立项目制“资本下乡”的长效治理机制。严格规范商业资本下乡项目的准入与退出机制，防止资本“跑路”损害农民利益;建立健全既有村民大会及村民代表大会机制，让农民参与项目的落地讨论，保证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构建“企业+农户”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企业和农民利益共享。

司徒国海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市侨联副主席，中科院上海光机所信息光学与光电技术实验室主任)

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然而，基础研究中的创新性成果并不简单等同为生产力。高校和院所的专利权人与企业的需求匹配度之所以不高，一方面存在大量“沉睡”专利，“有货无市”。另一方面，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很多企业都面临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对新的产业技术需求旺盛，但是获取渠道有限。而高校拥有的产学研发明专利的产业化率为17.8%，远高于3.9%的平均水平。这充分说明两侧充分匹配的高效能。

除此之外，专利产业化“中间阶段”链条不完备。有相当部分没有得到实施的发明专利的创新性很强，具备实施和转化的潜力。但是，由于技术成熟度不高，无法直接转化成技术产品。通常一项创新性技术从取得原理突破和实验验证到产业化落地，中间仍然需要持续多年、不断优化迭代的研发过程。但这个过程的研发不应该由高校和院所的专利权人来承担，而目前大多数中小微企业也不一定具备相应的研发能力。对接两头的中间阶段有所缺失，专利产业化链条处于断裂状态。还需要重视的是，实施专利产业化的高端专业人才缺乏，实施专利产业化的资金、设备和场地缺乏。这对小微企业而言更是如此。

为此建议：在已有的“揭榜挂帅”机制的基础上，加强技术供需平台的信息化建设，提升产学研能级。例如，可以借鉴和推广上海技术交易所InnoMatch全球技术供需对接平台的使用以及成功建设经验，建立全面、及时的供需发布与检索平台。同时，加强从1到10这个“中间阶段”项目的支持力度，优化人员评价机制。引导政府主导的产业基金、社会资本更多支持中间阶段项目的投资，支持中小微企业承担和参与国家科技项目。对于从事中间阶段技术研发的人员，探索建立以技术和产业贡献为导向评价机制。

不仅如此，加强发明专利产业化高端人才培养体系。以项目和实践培养包括技术经纪人和创新技术产业化专业人员等在内的专利产业化高端专业人才，畅通其职业和职称发展通道。加快推动能有效嵌入市场的新型研发机构建设。鼓励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等通过联合企业设立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移、中试熟化的机构，并建立合理的收益分配、奖励机制。引导科研人员、资本和科创服务人员发挥专长，协同合作。

(来源：人民网、上观新闻、新民晚报、东方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