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大量派出留学生，是党中央、邓小平同志的重大功绩之一，也是改革开放重要成果之一。我家六口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而且全都出国留学深造。

　　考察欧洲首次出国

　　最早踏出国门的是我。1981年9月，应意大利国家物理研究院邀请，作为中科院核技术考察团成员访问意大利，因当时北京与罗马还没有直飞航线，所以转机顺访了法国巴黎和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两座城市。

　　生平第一次出国，新鲜新奇，终生难忘。那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上海还显得那么陈旧、灰暗和单调。当飞机徐徐降落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面对灯火璀璨的巴黎夜空，即刻感觉来到一个与祖国完全不同的世界。巴黎、罗马那雍容典雅的市容，雅致的公园和浪漫的露天咖啡座，庄严的教堂和华丽的皇宫，着实让我刺激震撼。我赞叹，原来一座城市也能像一个女人一样装扮的如此美丽得体，如此风姿绰约、艳光四射，原来人们的生活是可以这般讲究、精致的。

　　我那时的月工资是65元人民币，相当于15美元。为了不在外国人面前显得寒酸，出国成员每人收到500元人民币“置装费”，用于购买衣着行头。这笔钱相当于我们大半年的工资，为了不被移作他用，须凭发票报销。

　　当时上海，一时竟难以觅到制作西服的店家，更没有现成的可以购买。幸好，我姐姐在中国远洋公司工作，他们内部设有专为海员制作洋装的部门，总算解决了我的问题。我用这笔“置装费”制作了两套西装。这是我一生唯有的两套西服，质量样式都不错，直至如今，我还时不时用它来打点门面，装扮自己。

　　意大利科学家对我们非常友好，研究所、实验室，都毫无保留地对我们敞开。几家实验室的负责人还联合办家宴，携夫人一起招待我们。那位面相慈和、风度翩翩的意大利司机，除了带我们参观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外，还不时在教堂停留，让我们进去听唱诗班的颂歌，看虔诚教友们的祷告。他知道我们出来一次不容易，想让我们多开眼界，多方见识西方世界。时隔40年之后，我还深切想念这位善良友好的意大利大叔。

　　那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去西方国家交流访问不多，所以出发前，我们提前两天到北京集合，认真学习各种外交政策和外事纪律。访问期间，外出必须两人同行，每天晚饭后都要集中到团长房间，回顾一天的收获和问题。

　　访问结束后，我们没能马上回家，集中在院部进行业务和思想总结，向时任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作汇报。

　　这次出访纪律严明，全程集体行动，没有个人自由活动空间，但毕竟是生平第一次出国，亲眼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访问的又是体制截然不同的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强烈对比，东西文化的根本差异，以及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科技水平的巨大差距，激起我内心不小的涟漪。

　　改革开放全家留学

　　我仅是踏出国门，如果说出国留学进修，全家最早的是我老伴杨锦晴。1982年，她受国家公派赴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回旋加速器实验室进修两年。刚开始每月收到中国驻美使馆邮寄的360美元生活费，不久提高到600美元，因为美方对她的工作满意，不足部分由美国实验室主动补足。

　　4年后的1986年，我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赴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深造和合作研究。这是法方直接与我联系的，属自费公派。法国每月提供7000法郎，相当1200美元生活津贴。依据中法两国政府科学交流协议，为期半年。后因合作愉快卓有成就，由法方继续聘用，前后12年。在巴黎核技术大会上，我被推举为国际顾问团委员。

　　紧接着，1988-1996年期间，我家下一代也都出国留学。女儿周之权、女婿田国樑、儿子周之理、儿媳潘宏，先后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国里昂理工科学院硕士和博士学位后，女儿女婿受聘新加坡国立大学，目前回国在复旦大学工作。儿子和媳妇移民加拿大，软件工程师。

　　欧美同学会出过一本《留学改变了我的世界》的书。我想，这大概是所有出国留学人的共同感受。作家柳青曾经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回顾我的人生路，一九八六年“自费公派”之行，无疑是我紧要几步中的重要一步。

　　饮水思源知恩图报

　　1998年，我从法国退休，虽然享受法国政府终身退休金，还是按捺不住对祖国的思念，急不可待回到了上海，并决定从零开始规划人生，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服务和回报滋养了我一生的国家和社会。

　　退休后，我在上海、巴黎和蒙特利尔轮流生活，尽情享受改革开放带给我的幸福生活，被纽约《世界周刊》喻为“快乐的老海鸥”。在加拿大，我被聘为历史最悠久华文报纸《路比华讯》专栏作家，频频为维护海外华侨华人权益发声，在我呼吁下，中国城的《中华文化宫》增添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当蒙特利尔大幅度提高老人公交票价时，我接受当地华文报刊记者采访说，“在上海，只要年过七旬，非但乘车免费而且优先，蒙特利尔应该向中国学习。“

　　在法国，我兼任当地中国留法学生学者联谊会副主席。回国后，先后担任嘉和花苑业委会主任、梅陇镇侨联副主席、《梅陇报》记者编辑等社会职务。2005年，我发起组织和主持《梅陇镇侨界人士读书联谊会会》，2018年，被评为上海市侨联“四星侨之家”，2022年，荣获上海市侨联“五星侨之家”最高荣誉奖牌。

　　我积极笔耕，把埋藏在心底一首首赞歌，转化成一篇篇感恩的文章。我的一篇“我与死神擦肩而过”在《新民晚报》整版刊出之后，被国内外无数报刊转载。北京中央电视台、上海记实电视台也多次来电恰谈做专访节目，这些真情和鼓励，给了我拿起笔来继续倾诉心中梦想的动力。

　　迄今为止，我在海内外大报名刊上发表文章三百余篇。2018年，上海辞书出版社从中选取164篇，出版《周善铸文选》精装本一册。接受《嘉兴日报》《平湖市电视台》《浙江国际电视台》采访报道。荣获中国致公党中央先进个人、致公党上海市委优秀党员、闵行区“老有所为”先进个人、闵行区“凝心聚力同心同行”优秀个人等诸多荣誉，我积极参加改革开放40年和祖国解放70年各种庆祝征文活动，连连获得中央和市级机构颁发的特、一、二等奖。各种奖状奖牌塞满了一只大抽屉。

　　在地球上转了一大圈之后，还是感觉祖国最好。2017年，老伴和我一致决定，叶落归根留在上海不走了。虽然放弃了加拿大绿卡，丧失了加拿大老年金，但每月准时收到政府退休金，已足够我们生活了。人到老年，比起金钱财富，更重要的是身体的健康和精神的愉悦与充实。

　　2022年1月18日，我九十岁诞辰。耄耋逢盛世，百岁不是梦。我的大半生，真实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反映了一个平凡人、平凡家庭在划时代的出国留学大潮中的平凡故事，反映了个人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民族的发展。九十高龄的我，腰不弯，背不驼，思想敏捷步履轻快，连头发都保持天然乌黑。有人问我“老而不朽”有什么高招？我回答：喜逢盛世，赶上了好时代。

　　（作者：我会会员，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