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前沿的政治学研究有两个面向很值得重视。一个是“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最近新冠病毒又发生了新的变异：“奥密克戎”。面对小小的病毒，人的脆弱性显露无疑。在人类主义（humanism）昂扬挺进五百多年后的当代，人自己却是忽然意识到：人并不是越来越强大，而是非常脆弱，病毒稍微出来一个变种，我们就如临大敌。面对疫情挑战，各个国家采取了不同的生命政治学安排——这是值得加以规范层面与经验层面的研究的，并进而在这个基础上展开比较研究。

　　第二个重要的政治学研究面向，就是“技术政治学”（technopolitics）。在“技术”本身（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等）指数级速度发展的当下，我们亟需思考“技术”同“政治”的复杂关联。“技术政治学”致力于聚焦性地考察“技术”在政治实践中的实质性地位与作用：“技术”不再被仅仅窄化为政治学—行政学框架下的“治理技术”，而是恢复其作为人类文明之构成性元素（constitutiveelement）的全幅内涵。在“技术政治学”的视域中，“技术”绝非一个从属于“政治”的次要元素，相反，它已然构成了塑型当代政治之形态的一个根本性力量。质言之，在“技术政治学”视域中，“技术”从影响共同体形态的众多元素之一，上升为一个决定性的主导元素。

　　技术政治学对政治学研究引入一个框架性的转变，那就是以“人类例外主义”（humanexceptionalism）替换“人类主义”。技术给人不断加持上各种“体外器官”，使得人从物种的“生物性演化”进入技术器官的“体外演化”；而现代性以降的那几百年，人类的“体外演化”速度急剧加速，“人类主义”思潮也同步抬头。在诺贝尔奖得主、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看来，工业革命以降（尤其是1784年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引擎后），人类对这个行星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地质学纪元——“人类世”（theAnthropocene）。在过去三百多年中，人类文明对地球造成显著的影响：温室效应剧增、生物多样性急剧变小、行星层面的加速熵增……

　　在技术政治学的考察视野下，实际上“人类主义”更妥切的名称应是“人类例外主义”：人类的技术确实越来越强大，但是人类却越来越把自己视作为例外性存在。在当代意大利政治哲学家乔治奥·阿甘本看来，“前现代”的诸种整体性叙事（形而上学抑或神学）经由“人类学机器”（anthropologicalmachine）的转换，转出来同样整体性的“人类例外主义”叙事。在这种叙事下，在过去几百年中，人类事实上变得越来越孤单。然而，今天的技术器官（如人工智能、基因工程、脑机接口、赛博格技术……）恰恰打破了“人类例外主义”幻梦：工业革命以降的“人类主义”意识形态越来越被自己的“体外器官”所挑战。我们一起见证着：技术已然挑战着人类对自身的基本认知。雷·库兹韦尔、默里·沙纳汉等学者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技术奇点”（technologicalsingularity）概念。它们认为：技术正在将人类事实性地带到一个“奇点”，在那之后发生的事件，就像“宇宙大爆炸”（亦即“原初奇点”）之前的事件一样完全无法预测。譬如，人类意识通过“脑机接口”技术达成意识上传、从而摆脱有机体的约束，就无可避免会造成“奇点”——在这点之后的状态彻底无法以人类文明至今为止发展出的诸种符号性框架去理解。一种远远超越现今人类、并且可以自我演化的“强人工智能”，无疑同样会造成“奇点”。

　　当技术器官将人类驱向技术奇点时，人类如何应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代表了一种“反政治”的技术政治学方案——视而不见，继续人类文明既有轨道挺进。在他的总统任上，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坚持人类之技术器官所导致的活动（如碳排放）与全球温室效应无关。英国《卫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发明了一个词：“特朗普世”（theTrumpocene）。在其2018年著作《落向地面：新气候政权的政治》中法国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批评特朗普代表了“离开这个世界”（Out-of-This-World）的“后政治”视野：“我们美国人并不和你属于同一个地球；你的地球可能被威胁到了，但我们的不会！”这种“美国例外主义”，使得特朗普们的“视野不再属于地球的诸种现实”。在拉图尔看来，特朗普主义的后果，就是“消解团结的所有形式，既包括外部的团结（国家间），也包括内部的团结（阶级间）”。正是在消解团结的意义上特朗普主义政治是一种“后政治”。

　　从人类例外主义到美国例外主义，一条异常清晰的思想线索显露了出来：“我们”是例外的，是“最伟大”的。特朗普主义，实际上就是启蒙三百年来“人类主义”（实则为“人类例外主义”）的产物。近些年来全球范围此起彼伏的森林大火（从亚马逊雨林大火到澳大利亚多场原始森林大火……），人类的“肺”（法国总统马克龙语）业已严重受创，美国真的能独自守住其“例外性的伟大”吗？物种意义上的“人类”真的能独自守住其“例外性的伟大”吗？

　　在特朗普主义之外，我们还可以梳理出三种当代技术政治学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技术加速主义”。以尼克·斯尔尼塞克、亚历克斯·威廉姆斯为代表的当代“加速主义政治”学派提出“普罗米修斯式政治”，主张利用危机来加速发展技术：危机不是问题，只要它能促进技术的加速主义发展。政治智慧更新很慢，政客们的思路很守旧，但既然技术在加速发展，我们想尽办法让它变得更快，使今天的问题（如争夺石油的地缘政治危机）由于技术的突破忽然之间不再是问题。

　　第二个方案是以伊隆·马斯克为代表的“逃离主义”（escapism）。特朗普这样的政客们对人类世问题视而不见，那么跑到火星去重新开始，给人类文明开一个副本，或者说留一个火种。前不久成为地球首富的马斯克却把自己在这个星球上的不动产（房产）全都卖光了，他根本不在乎地球上还有一个家。马斯克等人的思路并不仅仅是加速技术，并且技术加速具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方向，那就是逃离地球。

　　第三个技术政治学方案，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所作的主旨讲话中提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技术，在当代全球政治层面上，应成为共同应治人类命运危机的利器，而不是各个国家彼此扼喉掐脖的利器。2020年辞世的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在其2018年的著作《负人类世》中提出，中国政府关于互联网+、普遍化的自动化、“智慧城市”上的战略性政策，正在积极地催生出诸种“负熵性工业”。面对疫情的中国技术政治学方案（从精准封城到健康码运用），亦开启了一个众志成城的负熵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