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非

我会常务副会长、上海师大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上海分会会长

　　马克思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A foreign language is a weapon in the struggle of life.）外国语的学习教育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如影随形，善始善终，发挥着奇特而关键的作用。早期马克思主义文献译介是促成建党初心的一个重要原因，译介者不但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带到了中国，而且也淬炼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传播者、实践者。

　　用鲜血和生命在中国大地传唱国际歌

　　瞿秋白精通俄文，1921年，他作为中国首批驻俄记者，一路记录着十月革命后俄国饥饿与暴动的情况，赴俄考察的革命实践，大量经典著作的阅读，使瞿秋白很快实现了向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转变。1921年5月，经张太雷介绍，他在莫斯科加入联共（布）党组织。1922年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年秋天，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瞿秋白作为当时莫斯科仅有的译员，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中国班单独编一班，该班学生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等，瞿秋白讲授俄文、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并担任政治理论课翻译。1923年2月，瞿秋白翻译了斯大林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列宁主义概述》部分，并在《新青年》上发表。

　　1923年，在北京家中，瞿秋白坐在风琴前，对着一首曲谱一边弹唱，一边打磨着歌词，直至顺口易唱到自己满意为止。6月15日，《新青年》刊载了这首歌的歌词配曲谱，这就是沿用至今的《国际歌》中文歌词。法文单词“国际”如果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而音节有八拍，不容易唱好。瞿秋白再三斟酌，果断采用了音译“英德纳雄纳尔”。他在译辞附言中解释，“各国都有译本，而歌时则声调相同，真是‘异语同声’世界大同的兆象。”

　　红军主力长征时，瞿秋白因患肺病，留在江西瑞金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当地反动武装保安团发现，突围不成被捕，其慷慨就义震动社会，令人动容的情节刊发各大报纸：君至亭前，具已备酒菜四碟，美酒一壶，便独坐其上，自斟自饮。食毕出中山公园，手持香烟，漫步走向刑场。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并唱《红军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口号。到刑场后，瞿秋白盘膝稳坐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36岁。这位多才多艺的革命者、诗人、翻译家，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中国大地上传递《国际歌》的声韵。“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老一辈革命家勤学外语，更善用巧用外语

　　毛泽东的一生表现出对外语的浓厚兴趣。早在1954年，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的林克被派到毛泽东身边担任其国际问题秘书，并教授他英语长达12年之久。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洞见如此深刻而清晰。

　　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谈到了接班人的问题。而在前一天，毛泽东和工作人员就接班人的翻译问题进行过探讨。他问英文里“继承人”是什么？熊向晖答是“successor”。毛泽东说，“success”这个字我知道，意思是“成功”，怎么加上“or”就变成“继承人”了？浦寿昌解释说，在西方，“成功”意味着有财产，而财产则存在继承问题，需要指定继承人。毛泽东说：这个名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红领巾”唱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

　　1973年2月17日晚上，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基辛格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毛泽东爽快地承认：“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Paper Tiger.”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随后大笑。

　　这个闻名遐迩的词例来自久远的延安时代。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窑洞前一个小石桌旁会见了美国女记者斯特朗。他谈笑风生，纵论天下。交谈中，毛泽东身子向后一仰，开怀地得出结论：“美国反动派是……”他停顿了一下，显然是在找合适的词，“纸老虎”英语中并无对应之词，译员只好将它译成了“scarecrow（稻草人）”。毛泽东让翻译停下来，要斯特朗解释“scarecrow”是什么意思。斯特朗回答说，那是用稻草扎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竖到田里来吓唬乌鸦。毛泽东立即表示这样译不好，并不是他的意思。他说，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像一只凶猛的野兽，但实际上是纸糊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于是，由“纸（paper）”和“老虎（tiger）”这两个单词组合，临时造出的一个英语中没有的复合词，“paper-tiger”就出现了，这实际上是硬译。后来便随着毛泽东的著名论断，在全世界广泛流传。

　　有人问过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学习英语，他说道，第一个原因是有兴趣；其次是想换换脑筋；第三个原因是马克思。毛泽东曾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

　　周恩来能说很多国家的语言，英语和法语都不错。因曾在俄罗斯养过伤，俄语也会说一些。他的英语听力和警觉性在1972年1月美国总统特使亚历山大·黑格将军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时得到了验证。在会谈中，黑格提到前苏联威胁时说：“The U.S. government is concerned about the viability of China”，译员翻成“美国政府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周恩来当时没说话，皱了下眉头。黑格走后，周恩来立即叫人找来各种版本的韦伯斯特辞典和牛津大辞典查“viability”的意思。确认是“生存能力”的意思，当他再次会见黑格时，就当面指出黑格上次用词不当，中国不接受，因为中国不需要别人关心自己的“生存能力”。

　　很多老一辈革命家都勤学善用外语。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多年，法语说得不错。朱德在德国学军事，用德语与教官讨论游击战问题。

　　一直主张领导人要学外语的江泽民，在私下交谈中，跟普京用俄语、跟布什用英语、跟小泉用日语，英语水平尤其高。

　　记得2000年3月15日，朱镕基在“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回答台湾问题时说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说时讲了一句话：‘There must be a shift from threat to dialogue across Taiwan Strait.（必须要实现一个由威胁转成海峡两岸对话的这样一个转变）’，我觉得这一句话要改两个单词才比较确切，就是‘There must be a shift from threat to dialogue across Pacific Ocean（必须要实现一个在太平洋两岸之间的由威胁转成对话的这样的一种转变）’”，顿时引来一片掌声。

　　结语

　　2011年，《领导干部外事用语丛书》首发，江泽民为该书作序——《领导干部一定要努力学习外语》。其中讲到“领导干部如果能够直接用外语进行基本交流，都来做促进相互了解工作，就会产生很好的效果。”在这篇序言中，江泽民以自身体验讲述了外语对于一名领导干部的重要性。

　　在湖南长沙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的一次集体采访中，袁隆平院士突然改用英语回答记者们的提问。90岁高龄的袁老因大飚英语而登上热搜，网友打趣：“活到老学到老，这才是‘90后’该有的样子！”一位名叫安灏然的小学生因利用情景短剧教网友学习外语而走红网络，流利的口语让人不敢相信他只是个9岁的孩子……

　　从90岁高龄的老人，到9岁的小学生，从中外企业的合作洽谈，到日常生活中的沟通问候，对很多中国人而言，用外语交流已不再陌生，外语教育和学习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外文局成立70周年的贺信中强调的，“新形势下，中国同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更好向世界介绍新时代的中国，更好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读懂中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