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恰同学少年——留苏档案见证百年复兴路”主题展开幕以来，参观者络绎不绝，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在位于上海档案馆外滩馆四楼展厅的一个玻璃柜里，陈列着两本俄文书：一本是机械零件手册，另一本是机械制造者手册，在该手册的空白页上，有两行手写的俄文字母：彭士禄。1955年10月，莫斯科。这是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的彭士禄学长亲笔所写。

　　彭士禄不仅是中国著名的核动力专家，中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为中国核动力的研究设计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还是革命英烈彭湃之子。

　　1925年11月18日，彭士禄出生在广东海丰，父亲彭湃、母亲蔡素屏皆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斗争中先后牺牲，彭士禄4岁时便成了孤儿。受到贫苦百姓的照顾和掩护，彭士禄活了下来，他寄宿在革命群众家里，先后被20多户人家收养。

　　少年时代两度入狱，彭士禄流浪当过乞丐，帮人打柴、放鹅维持生计，从磨难中一步步走来。他在广东惠州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后被送到延安，在延安青年干部学院就学，这一年，彭士禄15岁。

　　彭士禄自述中写道：“坎坷的童年经历，磨炼了我不怕困难艰险的性格。几十位‘母亲’给我的爱抚，感染了我热爱百姓的本能……父母亲把家产无私分配给了农民，直至不惜生命，给了我要为人民、为祖国奉献一切的热血。延安圣地培育了我自力更生、艰苦拼搏、直率坦诚的品格。总之，我虽姓‘彭’，但心中永远姓‘百家姓’！”

　　在延安学习期间，彭士禄自愿报名调往延安中央医院当护士，照顾伤病员，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处处事事起带头作用，被评为中央医院模范护士。

　　这时，彭士禄因操劳过度患上了肺病，常咳嗽吐血，但仍默默坚守在岗位上。组织上得知后，将他调离医院，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最开始他连三角函数都不懂，但经过一段时期的穷追猛赶，他的成绩名列前茅。

　　1945年，20岁的彭士禄加入中国共产党，因表现突出，被破例免去预备期，一入党便是正式党员，不久后便担任党支部书记。

　　此后，彭士禄先后进入宣化炼焦厂、石家庄炼焦厂担任技术员，还在炸药厂工作过，他像一枚螺丝钉，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

　　抗战胜利后，彭士禄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1951年，因为成绩优异和表现出色，被选派到苏联留学，攻读化工机械类专业。

　　留学苏联的6年里，他刻苦学习，从没在12点钟以前睡觉。1956年，他以全优的成绩从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毕业，获得了“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称号。

　　就在回国前夕，陈赓大将访问苏联，挑选少数学生攻读核动力专业，当问起彭士禄是否愿意改行时，彭士禄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祖国需要，我什么都愿意！”

　　于是，彭士禄放弃了回国计划，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转修核动力专业，从此与核动力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8年，彭士禄学成回国，被安排在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同年，中国组建了核动力潜艇工程项目，开始核动力装置预研。1961年，彭士禄作为核动力研究室副主任，负责全面工作。

　　当时苏联以技术复杂、中国不具备条件等为由，拒绝为研制核潜艇提供援助。毛主席斩钉截铁地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彭士禄和研究所同事们在毛主席的话的鼓舞下，开始踏上了自主研发核潜艇之路。

　　没有人见过核潜艇长什么样，报纸上两张模糊不堪的照片和一个从美国买回来的核潜艇模型玩具，是他们仅有的参考。

　　他们一头扎入四川一处不知名的大山沟中，筹建起了中国第一座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试验基地，彭士禄担任基地副总工程师。这里生活条件艰苦，他们养猪、种菜，啃着窝窝头搞科研，有时候连窝窝头都吃不上，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

　　工作条件艰苦，没有电脑，只有一台手摇计算机，他们靠拉计算尺、打算盘，没日没夜地计算数据。彭士禄更是亲力亲为，全程跟踪模式堆的运行情况，分析异常，排除隐患。

　　常年超负荷的工作，令彭士禄患上了严重的胃病。当医生为他进行手术、切开他的胃时发现他的胃部竟早已有一个穿孔，是他多年来默默忍受着剧痛自愈的。这一次，他的胃被切掉了四分之三，但他住院不到一个月，就又匆忙回到了工作岗位。他说：“核潜艇的研究，可一天不能耽误！”

　　1970年，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同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1974年，经过多次试验运行稳定，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1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这一大国重器集结着无数先辈的心血，4.6万个零件无一来自国外，全部是我国自主研制，这是中华民族创造的又一壮举！

　　作为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许多人尊称彭士禄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但他坚决不同意，他说：“中国核潜艇研制成功，绝不是一两个人的作用所能及的，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没有‘之父’之说，我充其量就是核潜艇上的一颗螺丝钉！”

　　核潜艇研制成功后，彭士禄并没有停下脚步。

　　1983年，58岁的彭士禄出任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总指挥。他亲自计算主参数，提出了核电站的投资、进度、质量三大控制的重要性和具体措施，为核电站的建设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大亚湾核电站建设项目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政策性问题，面对各种争议，彭士禄敢于决断，被同事们私下称为“彭大胆”“彭拍板”。他说：“不是我大胆，这是我的责任。如果有100个问题，我需要解决掉99个，只能剩下1个必须要上面解决的问题，我才能请示报告。否则，要我这个总指挥干什么？”“凡事有七分把握就‘拍’了，余下三分困难和风险，再想办法克服。”

　　彭士禄不怕担责任，遇到问题冲在最前面，他说：“做对了，成就归大家；做错了，我来负责！”

　　往后的岁月，彭士禄的身影一直出现在核电站一线，他将后半生的心血倾注于此，80多岁高龄时，也依然会到核电站视察工作。

　　88岁时，有记者问他：“这么辛苦，值得吗？”他回答：“值得！就是死了也值得！”

　　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一是造核潜艇，二是建核电站。”

　　2021年3月22日，彭士禄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后人遵从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撒进大海，与海洋深处那位无声的老友——核潜艇永远相伴。

　　2021年5月26日，中宣部决定，追授彭士禄院士“时代楷模”称号。

　　在彭士禄家中的写字台上，摆放着三件物品：一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处女航的纪念瓷盘；二是大亚湾核电站模型；三是“拓荒牛”陶瓷塑像。

　　彭士禄，他属牛，这辈子，就像一头“拓荒牛”。

　　（作者：我会会员，上海科威国际技术转移中心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