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非

我会常务副会长、上海师大外国语学院教授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上海分会会长

　　马克思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外国语的学习教育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发展过程中如影随形，发挥着奇特而关键的作用。早期马克思主义文献译介者不但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带到了中国，而且也“淬炼”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传播者、实践者。

　　外国语学社悄悄孕育燎原火种

　　“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课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银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

　　1920年9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登出《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事实上就是宣告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问世。校址在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在地。校长杨明斋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著名革命活动家。中国共产主义者要研习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保持与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的直接联系，掌握外语，特别是俄语，必不可少。外国语学社既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大本营，又是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座桥梁，在我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学社高度重视外语教学。代理书记李汉俊教法文，李达教日文，袁振英、沈雁冰教英文。俄国记者斯托比尔则教世界语（Esperanto），波兰籍犹太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发明的这一语言，当时在共产主义信仰者的圈内很火。重头课程俄语则由杨明斋、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和19岁的老同盟会会员王维祺之女王元龄担纲。萧劲光在回忆录中对王元龄评价颇高：“教我们俄文的是一个王小姐，俄文说得也非常好。”通过大量的对话练习，学员们的俄语听说能力迅速提升了。

　　沈雁冰还捐出稿费为学社建了图书室，堪称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图书馆”。李汉俊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成为学员必读书籍。

　　物质匮乏，学习条件十分艰苦。萧劲光回忆说：“我们几个人住在法租界贝勒路的一个亭子间里，吃着最便宜的包饭，没有床，睡在地板上。”学社为早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和外语教育积累了宝贵经验，成为中共建党前后人才培养和教育青年工作中的一件大事。

　　学员们利用所学俄语翻译马克思主义文献。罗亦农组织东大中国班翻译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著作；王一飞译成《共产国际党纲草案》《新社会观》，并与瞿秋白合译了《政治经济学浅说》，成为当时中共教育党员的基本教材；梁柏台翻译了《联共党纲和党章》《列宁主义入门》以及有关工会工作的论著等，传播和推介了马列主义，革命幼芽舒根展叶。

　　从1921年春季开始，学员们分批赴俄学习。中共第一批苏俄留学生主要来自外国语学社，刘少奇、任弼时、汪寿华、罗亦农、萧劲光、曹靖华等都是从这里走出，踏上了赴俄的留学之路。正是学社打下的坚实基础，使得这些革命者日后的事业厚积薄发，大放异彩。那时“俄国”是希望和光明的象征，对学员的吸引力太大了。为消除父母对游子远行的担忧，任弼时在家书中写道：“既专心去求学，一年几载，并不可奇，一切费用，交涉清楚，只自己努力，想断无变更。”梁柏台新婚后仅七天即赴俄，行前告诉亲人，“待世界大同之日回家团聚。”

　　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便与外部世界来往交流。回溯百年近代中国史，西方列强用长枪短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跟随资本和鸦片一同涌入中国的，还有外语。洋务运动开始后，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朝廷同意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招收少年学习英、法、俄语等，以应交往之急需。由于上海迅速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金融、航运中心，为进外企谋生，挣得更多薪水，许多人不惜昂贵学费努力学习外语，五花八门的外语教学培训机构应运而生，生意红火。外国语学社生于此时此地此境，避人耳目，低调运行，并未引起特别关注，悄悄地孕育着必有燎原之势的革命火种。

　　首次全译《共产党宣言》

　　彰显外语能力和思想深度

　　1920年2月，陈独秀离开北京时，与李大钊商量“相约建党”，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给陈独秀一本英译本《共产党宣言》，带到了上海。当时，《共产党宣言》部分章节的翻译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阅读需求与理论渴望，应尽快原汁原味译出全文出版成为两人的共识。

　　担任上海《星期评论》主编的戴季陶碰巧也打算找人翻译《共产党宣言》，在此刊连载。《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向戴季陶力荐译者。要精准译出《共产党宣言》，需有三个能力：首先，英、日、德三语，起码精通其二；第二，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学习和了解，具备一定的研究水准；第三，汉语言水平要高，尤其是白话文水平上乘。于是邵力子向戴季陶推荐了陈望道。陈独秀经了解得知陈望道精通英文和日文，且具备马克思主义常识，而且还是新文化倡导者之一，立马赞同。戴季陶和陈独秀分别向他提供了《共产党宣言》的日译本和英译本。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首部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博大精深、文采飞扬。担当全译重任并非一件易事。1920年早春，春寒料峭。陈望道回到浙江义乌的分水塘山村，住进破旧不堪的柴屋。一块铺板、两条长凳，既当书桌，又当睡床。夜幕降临，寒风瑟瑟，透过四壁漏墙，冻得他手脚发麻。焚膏继晷，埋头苦译。资料匮乏，但陈望道格外认真严谨，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对照着英文版，纠正了日译本的一些翻译错误。一日三餐，都是母亲给他送来。一天，母亲特地给他包了糯米粽子，还加了一碟红糖。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大声问他要不要再加一些红糖。陈望道连声回答说：“够甜够甜了！”等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只见儿子满嘴墨汁，不由哈哈大笑。原来，陈望道醉心翻译，把墨汁当作红糖蘸着粽子吃，整个过程全然不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讲起这个故事：真理的味道是什么？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直接感受到真理的味道是甜的！

　　1920年4月下旬，历经千辛万苦，陈望道终于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苦于没有出版经费，维经斯基就将共产国际的活动经费1000大洋给了陈独秀。1920年8月的一个夜晚，上海辣斐德路成裕里（今复兴中路221弄12号）一座旧式石库门住宅里，二楼的楼梯下，一台手扳印刷机开始工作了，《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首译本高18.1厘米，宽12.4厘米，封面印着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坐像，内页是用5号铅字竖版直排，无扉页及序言，不设目录，风格简洁。然而，由于排版疏忽，封面书名“共产党宣言”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文中也有20余处讹字。1920年9月，《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印刷了第二版，错误被更正，封面也改为蓝色。如今，首版的《共产党宣言》已成国家一级文物，全国仅发现12本。这一印错书名的历史“小插曲”也被后人评论为：这或许意味着革命的道路一开始就是曲折的，需要在不断纠错中前进。

　　《共产党宣言》一经出版，顿时引起强烈反响，第一次印刷1000本，很快售罄。后来再版，没多久又脱销。一次一次再版重印，到1926年5月，已经重印了17次，成为当时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1920年8月，全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担负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筹备组的重任。陈望道是小组成员之一，在党的创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2年，毛泽东亲自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在任25年。1956年元旦，毛泽东在上海亲切接见陈望道。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就说过，使他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有3本书，第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的儿子陈振新说，在治学上极其严谨，这是他佩服父亲的第一点。第二点则是其对文字的把握，不仅准确，而且通俗易懂。确实如此，比如第一句“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这个经典译例一直在翻译界引起热议，其它各类译本中不下有五、六种译法，时隔100年后再来看看陈望道的译句，也一点不觉得晦涩。作为语言学家，陈望道的语言优美得体，随处可见一些修辞上的精彩语句，如“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