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早年父母双亡，幼时由祖父一手抚养，祖父教育他识字，送他进入私塾读书。1905年，李大钊进入永平乐中学。1907年，他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学习。

　　北洋学堂时期的李大钊是一个忧国忧民，积极奔走于反帝反封建运动前线的新青年，但此时他的思想还未完全成熟，他对于国家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倡导共和民主，建立立宪制国家”的阶段。1901年后，为应付国内外压力的需求，清政府不断推出新政，5名朝廷大臣被派出到欧美、日本考察宪政。虽然在1906年，朝廷颁布了《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但真正进行立宪改制却遥遥无期。1910年，十余省谘议局共同发起了召集国会的请愿活动。北洋法政学堂的学生举行了罢课，一同加入到请愿活动中，李大钊便是北洋学堂请愿活动的8个学生总代表之一。此次活动刚开始时学生们大都慷慨激昂，甚至有人为了书写血色请愿书而断指，但最终活动却以失败告终，学生险些遭受武力镇压。

　　1912年，辛亥革命彻底瓦解了清政府，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却异常坎坷，先是拥有政治、实力资本的总统袁世凯隐约露出恢复帝制的端倪，后是民国建立后短暂的一段时期内，出现了近二百个政党。1912年，李大钊担任了北洋法政学会的编辑部长，负责编辑学会刊物《言治》。此时的李大钊较为失意，这在他所撰写的《言治》文稿中可见一斑。

　　1913年，从北洋法政学堂毕业的李大钊，收到同学从日本寄来的邀请赴日留学的信函。此时的李大钊便有了东渡留学日本的念头。而他曾在法政学堂预科时期刻苦学习日语与英语，正好为留日打下了语言上的基础。

　　留学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武装自己

　　19世纪末迅速崛起的日本，较之中国已经成为国人学习的对象，而由于地理位置与中国较为接近，且文化、语言也与中国相近，晚清民国时期国内掀起了一股留学日本的热潮。1900年至1910年，每年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数以千计。仅1905年至1910年间，从早稻田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就有4000多名。

　　1913年冬季，李大钊前往日本，并于1914年9月8日进入早稻田大学读政治经济学本科。在早稻田大学，李大钊第一年必修的课程有国家学原理、帝国宪政、应用类经济学、经济学原理、民法论、刑法论等与政治、经济关系紧密的课程。给李大钊授课的日本老师中，对李大钊影响最深的当属日本著名社会主义学者、日本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安部矶雄。安部矶雄是政治经济学、都市问题的教授，曾先后留学德国、美国，留学期间就展现出了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他在返回日本后参加了工人运动，并且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李大钊对于安部矶雄教授所讲授的社会主义观点和都市问题很感兴趣，常在课后到教授的住处询问相关问题。与安部矶雄教授的交流是李大钊能够形成对社会主义初步认识的原因之一。

　　留日期间，李大钊对于政治理念与思想的选择还处在探索阶段，处在完善自己对于各流派西方思潮的认识的过程中。与李大钊一同在留日期间参加留日学生总会，并在归国后一同编辑《甲寅》日刊的高一涵撰写的《和大钊同志相处的时候》和《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两篇文章中，提到了日本西京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博士对李大钊思想的影响。据高一涵称，在日本留学时，李大钊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不感兴趣，但极其喜欢河上肇博士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通过河上肇，李大钊较早地了解到了马克思主义，也对在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了一定的了解。

　　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联合工人阶级与贫农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李大钊在这一阶段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欢呼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虽然俄国在1917年间的一系列剧变毫无疑问地会引起李大钊的注意，但李大钊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与留日期间接触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无关系。

　　与回国收获名利的投机主义者不同，李大钊留学日本是为了寻求中国人民得解放的道路。在李大钊第一学年的成绩单上，成绩最好的是国家学原理、政治经济学等学科，但法律类学科的成绩全部不高。

　　在留学日本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政局动荡，李大钊由于身处国外，拥有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在求学的同时参加了众多的学生运动，并广泛撰写文稿发表。这些在留学期间的实践活动都为他日后回国后的一系列爱国行动提供了经验。

　　激进的反袁活动

　　在留学日本期间，李大钊参加的活动和撰写的文稿繁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反对袁世凯政府的。在这段时期，李大钊同样表达了对国民党的不满，认为国民党过于重视政治竞争，使中国兴起了以暴力干预政治的风潮，这才导致了袁世凯政府暴政专权。

　　1914年7月，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到东京协助其编辑《甲寅》杂志。在陈独秀的理论中，“爱国”是一种自觉，人民应该意识到什么是国家，并且维护国家。这一点体现在了他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

　　1914年11月，李大钊随后在《甲寅》第一卷第8号刊上发表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文中他对陈独秀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评论，成为民国思想辩论的一段佳话。《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没有直接反驳陈独秀的观点，而是通过巧妙地论述东西方文化差异，东方文化“自贬以奉人”，西方文化“自存以相安”。在李大钊的文章中，政治、文化、时局是相关联的、复杂的，他认为如何改革不是简单说明、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李大钊在谈到对“自觉”的理解时较陈独秀更为激进，他认为“自觉之意，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与陈独秀的文章比较，李大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又在其见解之上又表达了更加积极的“自觉”理解。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经投票表决后称帝。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使李大钊放弃了对袁世凯政府的希望。1916年1月，李大钊乘船回归上海，与广大留学生一同投入到讨伐袁世凯的斗争活动中。李大钊于上海停留了两周，期间他在早稻田大学的课程全部缺席，这致使他被早稻田大学退学。

　　在留日的最后一段时光里，李大钊将精力更多地转向了思考与学习如何建立民主、人民安康的国家以及以笔为舌表达自己思想的活动。在此期间，李大钊参加了众多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所组织的活动。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是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创办的一个为留日学生服务、维护中国尊严的组织。李大钊主持了总会的机关刊《民彝》，反袁行动后李大钊最为重要的一篇论文《民彝与政治》就刊登在《民彝》的创刊号上。

　　三十八年人生?两年半留学

　　1916年，回到国内的李大钊担任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同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由于无法有效统一北洋军队的管理，中国形成了军阀割据的局面。此时在1916年至1920年间，广泛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且见证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李大钊最终确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投入了共产主义的怀抱，并在1921年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

　　1922年至1924年，李大钊奔走于国共统一阵线之间，至1927年，他已经领导了无数次反帝斗争，以及反对北洋军阀的活动。反对北洋军阀是李大钊人生中最后进行的一系列爱国活动，1926年，民国临时总统段祺瑞为了从严惩办18日抗议8国要求国民军撤除大沽口防护设施的游行运动，下令逮捕主持抗议的李大钊。1927年4月，奉系军阀经过长期侦察，于苏联使馆内抓住了为了主持地下工作而坚持滞留北京的李大钊。在狱中，李大钊经历严刑拷打拒不招供国共合作的一切信息，4月28日上午11日，在国内各党派、组织、机构、名流人士请求宽赦，计划解救李大钊无果后，下午2时，李大钊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登上绞刑台，面不改色，从容就义。就义时，李大钊年仅38岁。

　　在人生最后的时光里，李大钊于狱中写下了《狱中自述》回忆自己的一生，当提到过去的留学回忆时，李大钊写道：“（北洋法政学堂）卒业后我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暂留上海。”可以想见，两年半的留学生涯在李大钊的人生中不可或缺，留学对于他而言是再造自己，更好地建设国家的过程。家国在李大钊心里永远是首位的，而在留学期间大大小小的经历使他最终看清了历史发展的轨迹，明白了祖国真正的需要。

　　在早稻田大学期间教授李大钊英文的老师阿瑟·鲁宾孙保留下了李大钊读书时期用英文撰写的一篇自传。其中写道：“当逗留于北京时，我非常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在留日前的李大钊还曾有一种遮蔽现实的归隐之念，但留学间以及回国后的李大钊却毅然决然地投身到了奉献家国的事业中。

　　留学两年半期间的见闻、活动对李大钊的影响之大，无需赘述。至今，距李大钊牺牲已经有九十四载，而他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仍然在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留学人。

　　（来源：留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