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年春节前两天，我与程郁（注：我会会员）、易安相约莘庄梅园。正是五福梅花盛开的时节，红红白白的，暗香盈袖。本心三二知己赏梅说话，过一个神仙快活的午后，不想两位这一年都有大作问世，题赠送我，让我得到意外收获，且喜且愧！
程郁小我八岁，一直将她作小妹妹看待。1982年，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她则刚刚考入，前后脚，脚碰脚。那时学校里研究生少之又少，女研究生更加凤毛麟角一般，两间女研究生宿舍，拢共只八个床位，竟还允许我继续借一张床，因此，与程郁有了一段同室之缘。中国女性大都有这样的本事：三言两语，就能把自己人生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与程郁初见面即如此，当场就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小女子。别看她比我小八岁，可大致的经历不比我少：文革经历、知青经历、大学经历，都有，还做过一段时间的中学教师。只是每一段都比我短而已。且，这并不说明她的人生特别顺溜，期间的挫折，听了会让人惊心。也许是我俩考研都不是“一举成功”，而都是“卷土重来”，两人挺谈得来。
1966年，她八、九岁，跟着父母被围困在一个地下室里，眼看要饿坏了，母亲只好用白毛巾制作了一面白旗，举着出来“投降”。时过境迁回忆往事，有时她母亲还会说：“要不是小玉（程郁小名）在我身边，我才不投降呢。”1977年，她二十岁不到，在林场当知青，听到大喇叭里恢复高考的喜讯，高兴得把铁锹都扔下了山坡。一个多月复习应考，她考出了全县名列前茅的好成绩，结果只被玉林师专录取。三年大专的不甘心，凝结成考研的强大动力。第一次考研初试第一名，复试，居然名落孙山！又一年，她索性报考上海、报考名师程应鏐，竟然中了！
行笔至此，我想说一句：广西，知不知道，你们一味地挤兑，是把人才挤兑出贵（桂）地了！
程郁刚到上海时，应当说也是不太适应的。方言不通，生活节奏快不止一个节拍。一次在食堂排队买饭，一边想着心事出了神，被窗口服务员一顿呛白，程郁都气哭了。但程郁真是块读书的料。每天每天，不是在宿舍，就是在图书馆，读书啊读书，一读起书来她思接千古，其乐无穷，神采飞扬起来。她说初见导师，导师张口的第一句话，就是“读过什么书啊？”她知道自己基础薄弱，故极为努力。
有时我打开宿舍门进去，她整个身心都埋在书里，头抬都不抬；有时，读到好处，又会拉住我非要朗读一段给我听，文言文读得溜溜的，还抑扬顿挫，满含情感。程郁在自己荣退总结中写道：“研一整整一年都是读书，做校勘类作业”，是这样的，我可以作证。老师抓得紧，自己又用功，近四十年过去了，程郁获得今天的这些成就，我不吃惊。
在近年写到自己的文字中，程郁常说自己“愚钝”。当然这是她的谦虚甚或幽默。但初时在社交上，没有上海本地人那么活络，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也是事实。如今，在上师大工作了近四十年的她，说起一些校内很有名、有特色的人物，她还每每木而觉知（也公平，其他学院的人认识她的也不多）。她应该是属于沪语里“书独头”的那种人，一根筋。但这未必是坏事，她最低限度的社会交往，不在鸡毛蒜皮处用心，屏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无用社交”，为她读书做学问，省下了多少时间精力！
她1998年去日本进修，去时方向不甚明确。一次与指导教官伊藤老师谈话，程郁老实承认自己没听说过“gender（社会性别）”这个概念，令伊藤大为吃惊，口出微词。“一句话激起了我的斗志，于是痛下决心，就要闯入她所熟悉的领域，从此学习社会性别理论，开始了妇女史最初的探索”。程郁回国前提交了关于民国蓄妾的日语论文，老师要求两万字，她竟洋洋洒洒写了六万。且资料详尽，内容扎实，观点鲜明。参与答辩的日本教授专家都惊呆了，伊藤先生也给予她“有惊人的集中力”这样的高评价。程郁就这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地踏上了女性学研究之途，一出手就有不凡的表现、不俗的成绩。她回国后考取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生，学位论文先后获得复旦大学及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她发表时没署复旦校名，错过了学校申报全国百篇优秀博论的资格，遗憾！
屈指数来，程郁已是属于比较老的“新上海人”了。改革开放没几年就来上海了。自1980年代中期嫁给上海男人后，她的上海话就进步得突飞猛进。开始时那个“坐”字发不好，“族”“族”的露着馅儿；现在，任我再怎么努力听，也找不出茬来了。
程郁现在是随心所欲不逾矩了。她想闷闷的一句话不说就一句话不说，自顾自想心事；她想活跃异常、侃侃而谈就充当侃主，谈笑风生起来也常令人吃惊。早在她读研时，有一天出了个谜语让我猜：谜面是“中国的智叟”，卷帘格，打一人名。我虽也自以为是常常猜谜，其实连“卷帘格”是怎么回事还不知道。她给我解释：卷帘，从下往上卷，所以猜出了谜底后，也要从下往上倒过来读。“中国的——智、叟”？我颇费思量，逗得她笑倒在床铺上。我一看她这样肯定非同寻常，就不按常规思索，指指自己：“就是——本人！”中国的——华呗；智——敏呀！叟——翁，华敏翁，卷帘格，翁敏华！
那一天，我和她两人都很得意。从此，这成了我们俩。
（作者：我会会员，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