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

　　自1919-1930年第一次留苏热潮后，中国共产党一直陆陆续续派遣人员去苏联学习。

　　在叶琳娜·斯塔索娃的倡议下，于1933年5月1日开办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叶琳娜·斯塔索娃当时领导着声援革命战士国际组织，后来，国际儿童院以她的名字命名。许多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高岗、瞿秋白的孩子都在这里接受过教育。

　　曾经在国际儿童院生活学习过的学生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们定期在北京和莫斯科聚会。2013年，他们参加了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80周年庆祝活动。不久的将来就要迎来2023年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建院90周年。

　　我们就“国际儿童院”曾有撰文，在就不多叙了。

　　什么是“4821”

　　1948年8月，中共中央再次成规模组织选派人员留苏，具体由东北局负责。与之前的留苏学生不完全一样的是，这批人指明只学经济、工业，为建国作准备。罗亦农之子罗西北回忆，“东北局对这次派出留学的人员要求很高，必须是军级以上的烈士和干部子弟。”

　　这21名留苏青年后来被称为“4821”。李鹏是当中唯一在企业工作的，时任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和党支部书记，由李富春、蔡畅夫妇推荐。

　　邹韬奋之子邹家华接到通知时，已经担任了中共松江省（大致位于松花江右岸）宾县常安区区委书记。

　　直到临走前，21人才全部集合到一起。饯行宴上，李富春代表东北局对留苏学生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出去后一定要学有所成，不能辜负党的希望；二、培养你们不是为了带兵打仗，而是要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将来要用知识建设国家；三、专心学习，学习期间不要谈恋爱。罗西北回忆：“我们在苏联的学习生活情况直接向东北局汇报，诸项事宜都同东北局联系。”

　　据崔田夫之子崔军回忆，在讲到第二条纪律的时候，东北局领导高岗、林彪曾明确对他们说：“你们的父辈打了一辈子江山，抛头颅、洒热血，现在，新中国成立只是迟早的事了，用不着你们再打仗了，你们每个人都要学好技术，成为我们自己的专家，政治、军事就不要在苏联学了……”

　　1948年9月初，21位年轻人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前往苏联，开始了留苏生涯。但令他们失望的是，苏联政府以与国民党政府还存在外交关系为由，要求他们隐匿身份；而且他们无法进入莫斯科的高等院校，只能听从苏联方面安排去伊万诺沃市学习——以“祖国的需要加个人爱好”，“4821”全部选择了工科专业。

　　不仅如此，“4821”也面临着艰苦生活的考验。苏共联络部负责向他们提供每月400卢布的生活费，只够买4公斤左右的黄油。他们中午在学校食堂就餐，成天吃黑面包。由于能源短缺，学校经常停电，漫长的冬季里，要靠烧木柴取暖。离开哈尔滨时，东北局没有为他们准备冬装，苏方只发给每人一件夹大衣，在滴水成冰的苏联，他们的穿戴根本难以抵御严寒。

　　比生活困难更严峻的是学习的艰苦，“4821”来自战火纷飞的革命根据地，根本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除了个别人拥有相当于高中的学历外，其他人都只是初中甚至是小学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进入苏联最高等的学府，学习最尖端的专业，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谢子长之子谢绍明回忆道：“我们每天硬着头皮听苏联老师讲几何、代数，连一本俄汉字典都没有。东北局给我们每个人配了一本缴获的《日俄字典》，日文我们也不懂，好在可以连蒙带猜，倒也学会了不少单词。”

　　即便这样，1955至1956年期间，除2人因病提前回国外，这批“4821”留苏学生都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到了祖国。时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4821”拒绝中央组织部将他们安置在各大部委的分配方案，无一例外地要求到基层。

　　由于诸多历史原因，回国之后的他们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其中，有些人走上不同的领导职位，还有些人则在基层岗位上默默无闻。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4821”竟成为审查和迫害的对象，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了所谓的“4821专案组”，由康生亲自主抓，对每个人的“苏修特务”身份进行审查，“4821”每个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折磨与摧残。

　　直到1982年1月，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中组部写出了报告，认为“所谓‘4821苏修特务案’纯属冤假错案”，并宣布给予“平反”，加在21人头上的不实之辞才被全盘推翻。

　　从那时起，这21人，除了罗炳辉之女罗镇涛去世、王稼祥之义子朱忠洪失踪外，都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李鹏、邹家华曾分别担任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其他人也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担当重要职务或者成为技术骨干。

　　建国初期，要留学，去苏联！

　　“我们要建国，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1949年10月5日，“4821”之后，刘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说的这番话，将赴苏留学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北京俄专校门

　　新中国的建设，急需大量具有专业技术水平的建设和管理人才。中国领导人意识到，最恰当的方法是，大规模派遣人员到苏联学习。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中国派遣留学生铺平了道路。据有关材料保守统计，1951-1965年，中国向苏联派遣留学人员逾16000人，同一时期来中国留学的苏联学生只有210人。

　　与之前几次派遣不太相同的是，1951年派遣的第一批375名留苏学生，都是从各种工作岗位上抽调的具有革命经历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而其后经北京留苏预备部培训一年再赴苏留学者，大部分是在校大学生，以及部分应届高中毕业生。

　　留苏预备部除进行俄语强化培训和进一步政治审查外，给学生的物质生活待遇也十分优厚。出国前，为每人装满两大箱上等的衣物和日用品，一位留苏学生回忆说：“从春夏秋冬的服装，到鸡毛蒜皮的小物什，考虑得一应俱全，有了这些，五六年中就几乎不用再添置任何东西了。而所有这些都是免费的，都是国家从远不充裕的国库中花钱为大家置办的。”

　　我国可谓举全国之力走着留苏这条加快培养建设人才的“捷径”，领导人也对留苏学生寄予厚望。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接见留苏学生时，毛泽东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中苏两国“蜜月期”里，苏联几乎所有大学和所有专业，包括国防、保密、尖端科技、特殊工种的专业都向中国留学生开放，同时承担中国留学生的部分学习和生活费用，而绝大多数留苏学生也都以优异成绩按时毕业，学有所成。

　　但这种国家行为下的留学模式，不重视个人志趣和不同的个人才能，学科专业会有所偏颇，更重要的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两国关系冷暖的直接影响。

　　1960年前后，正值留苏学生大批回国，准备投身建设事业的时候，两国关系发生极大变化，昔日被视为天之骄子的留苏学生受到冷落，回国后第一件事是集中一段时间进行政治学习，以帮助他们“划清界线，提高认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方要求所有在华的外国留学生休学或提前毕业，苏方则限令所有中国留苏学生于10月底前回国。至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留苏潮遂告终结。

　　大部分留苏学生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较少，但也有一些留苏学生被扣上“修正主义苗子”的帽子，个别人甚至被怀疑是“苏修特务”而遭批斗。虽然日后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这些留苏学生成为新时代的精英，但在之前相当长的时期里，留苏学生也不得不卷入政治运动的漩涡，浪费了十分宝贵的青春年华。

　　世易时移，随着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中国向世界许多国家派出留学生，越来越多的自费留学生加入出国学习的热潮。

　　在苏联解体、进入新世纪后，虽然国家每年依然保持一定数量的公派留苏人员，但两国间大规模政府公派留学潮已不再现。俄罗斯仅仅是中国自费留学生一个选择而已。自费去前苏联留学人员数量远远超过国家公派留学人员数量，其人员素质、选择专业和学习成就各不相同，差别较大。

　　（作者：王利亚，我会会员，上海科威国际技术转移中心高级顾问；刘青芬，我会会员，原上海工商外国语学院图书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