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初期，各项事业正处于恢复和建设阶段。当时我国国力不强，还要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威胁，美国曾多次扬言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形势十分严峻。大敌当前，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作出“只有一条路，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的指示。1962年11月３日，毛主席对研制原子弹工作作了重要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并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

　　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科研人员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在1964年10月16日，一声巨响划破长空，茫茫戈壁滩上空升起了巨大的蘑菇云，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全国欢呼，世界震动，我心里也很激动。回忆当年作为一名科研新兵，参加国家绝密攻关项目“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研制的日日夜夜，心中充满自豪感。

　　这项任务一定要尽快完成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以大协作的方式完成的。其中，铀同位素分离膜的研制成功，为原子弹的爆炸提供了必需的原料保障。在苏联突然停止援助的情况下，当时总的方针是由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组织全国力量进行攻关研究。

　　时任二机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奉命组织分离膜研制。1960年８月，他亲自向中国科学院和中共上海市委下达了研制“甲种分离膜”的任务。1961年11月，在秘密动员会上，钱三强说：“这项任务一定要尽快完成。不能让我们的铀浓缩厂因为没有分离膜元件而真的变成废铜烂铁，更不能让我们的原子弹因没有浓缩铀而造不出来。”

　　接到任务以后，时任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批示上海市科委，要全力以赴，组织好大协作研究。成立了上海市分离膜研制任务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组成了由二机部、中科院新技术局、中科院华东分院、上海冶金研究所、沈阳金属研究所、复旦大学以及上海市纺织局、冶金局等单位参加的大协作网。从全国各地抽调的一批科技人员集中到中科院上海冶金所，成立了代号为“真空阀门”的第十研究室，进行“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绝密攻关研究。

　　当时，刚从复旦大学原子能系毕业的我，直接来到上海冶金研究所参加国家项目“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的攻关研究，主要从事分离膜的分离系数测量及分离元件的表面处理研究。当年我大学毕业论文就是关于气体分离系数测量，题目是“气体分离系数的理论计算和实验测量”。到了上海冶金研究所后，我继续这一项科学研究。在组长领导下，经千百次的反复试验和表面处理方法的探索研究，我们成功地控制了元件的分离系数，提高了分离元件的稳定性，对分离膜的实用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为分离膜元件表面处理的研究和生产提供了技术依据和操作规范。

　　研究所经过两年多的埋头努力，终于在1963年底研制出我国自己制造的分离膜，性能超过了苏联的产品，并投入小批量生产，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作出了重要贡献。

　　鸟笼报警器

　　“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研究，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在气温高达40度的大热天里没有空调和电扇，研究人员常常热得汗流浃背。为了避免汗水打湿设备、弄坏机器，我们只好利用早晚时间加紧工作。早上五、六点便开始工作，直到上午九点停下来，回到宿舍学习政治和业务，到晚上五、六点再开始研究，直至深夜。在生活上，同事们８个人住一间集体宿舍。食堂里吃的也往往就是薯干烧饭，我们还算好，能够吃饱，有很多同战线的同志甚至连吃饱饭都是个问题。工作之余很少有娱乐时间，没有无线电，更没有电视机。我就用所学知识自制了一台矿石收音机，成了工作之余休息放松的寄托。我当时开展研究需要用气体，要搬钢瓶，而大楼里没电梯，我就和一位复员军人一起，硬是用肩膀将大钢瓶扛上四楼实验室。那时我很瘦小，体重不到100斤，抬着沉重的大钢瓶时，有时真把眼泪都压出来了。可是，为了我国的蘑菇云早日升空，再苦再累也都挺过去了。

　　然而，比起由于缺少防护措施给研究人员身体健康带来的伤害，缺衣少食、酷暑寒冬都算不了什么。研究中的不少工作有毒有害，给科研人员带来不少健康隐患。科研人员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感召下，顽强努力工作，同时也想出种种办法来保护自身的安全。

　　例如，有一次二机部领导前来检查工作，到研究室第一大组时，发现实验室里竟然挂着一个鸟笼，就问：“你们搞保密研究，怎么还养鸟？”研究人员回答：“我们工作中的粉尘和气体都是有毒的，这鸟笼就是报警器。”又如，用于工艺实验或测试气体的制备和应用一旦从容器中泄漏出来，就会伤害身体，于是科技人员尽最大努力，严格检查系统设备，防止有毒气体泄漏出来，有些工作还索性搬到大楼屋顶上去做。尽管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是还是有部分同事由于条件简陋而没能避免毒气的侵害。我的一位同学兼同事史佩枋，每次做实验都会接触到泄漏的有毒气体，日积月累，40多岁就罹患肺癌离世了。

　　研究工作的最大困难，是没有任何现成的参考资料。当时，苏联专家把分离膜的制造技术等资料放在大使馆里，不轻易拿出来，严格保密。而当这些专家撤走时，也带走了所有技术资料，使我们的攻关研究困难重重。凭着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凭着对科学的执着精神，我们就从分析苏联的分离膜样品入手，探索膜元件的结构、组分及加工制造工艺，摸索调节元件分离系数的方法。经过千百次的反复试验，终于研制成功合格的分离膜元件。通过适当的表面处理方法，成功地控制了元件的分离系数，提高了分离元件的稳定性，达到了实用化的程度。

　　有一种爱情叫国家机密

　　研究条件固然艰苦，但当时的我什么也没有想，只是觉得能参加这样的项目研究，是国家和领导的高度信任，也是十分光荣而令人自豪的事。那时候从事这样的科研工作是需要经过严格政审的，即必须要家庭出身好，政治上绝对可靠，还要严格保守国家机密。周恩来总理说要做到“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那时进出实验室都要登记，并且实验室之间互相隔离，不允许人员任意串门，对任何人都不能谈及自己的工作。甚至连找对象也要经过组织审查和批准。有一位科研人员找了三次对象，都没有得到组织的批准。尽管这样，他还是始终精神饱满地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直到最终完成任务。

　　正如《英雄大爱》一书中对为原子弹、氢弹作出杰出贡献的邓稼先先生的爱情故事所描述的那样：“有一种爱情叫国家机密”。史佩枋的妻子在丈夫过世几十年后，还一直不知道他是干什么工作的。参加这项工作，不允许发表文章，不能参加学术会议、做报告。从复旦大学来参加此项研究的李郁芬教授，隐姓埋名许多年，以至于被原来的同行老师怀疑：她是否失踪了？科研人员面对自己的家属，常常是“有口难开”。那时候，我爱人也不知道我具体做什么工作，但她也从来不问，这给我减轻了不少心理压力，让我十分欣慰。

　　尽管条件艰苦，保密工作辛苦，但所有参加此项攻关研究的人，从开始的60多人到后来的100多人，没有一人因个人问题中途离开。

　　带着元件去北京

　　在研究过程中，为了获得准确的物理参数，以建立正确的处理工艺，我们必须去北京615所进行元件分离系数的精确测定。

　　我曾多次和武装保卫人员一起，带着集体研制完成的分离膜元件样品，由研究所派专车送到上海北火车站，坐上前后站有民警警卫的软席卧铺包厢去北京。到了北京车站后，由615所派专车接至该研究所。那个年代，只有一定级别的高级干部才能享受专车接送和软卧包厢的待遇。一个年纪轻轻、学生模样的人，享受此等特殊待遇，人们是不能理解的。一次去北京途中，我坐在卧铺包厢外面的过道上欣赏窗外景致。民警走过来，严肃地问我：“嗨，你是坐哪个车厢的？”我示意，就坐在这个车厢的这间包房。他不相信，再一次认真地说：“我问你，你是坐哪个车厢的？”我再一次肯定地告诉他：“我就是住这个房间的！”大概见我不慌不忙，不像是冒充的坏人，民警只好走开了。

　　我还曾随几位资深专家去我国某地的浓缩铀工厂进行一个多月的参观考察。当看到巨大的分离工厂车间内，千万个级联机器中安装着我们自己研制生产的分离膜元件，正在顺利运转并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浓缩铀235原子弹原料时，那种激动的心情难以用笔墨形容。

　　虽然以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参加国防攻关会战，谈不上有什么大的成绩，在获得国家奖的名单上也不会有自己的名字，但我一直珍藏着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为纪念当年参加“甲种分离膜的制造技术”作出贡献而颁发的表彰证书，以自己曾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作过切实的贡献而感到光荣和自豪。

　　20世纪60年代初期，那段为蘑菇云早日升空而奋斗的峥嵘岁月，是我一生的宝贵财富，从那以后我确立了我的人生态度，那就是：“要永远为我们的国家努力奋斗！”

　　（作者：我会会员，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