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德培（1907年2月20日- 1995年4月10日），浙江省临海县人。神经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委员（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英国伦敦大学学院院士、印度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神经肌肉接头研究领域国际公认的先驱者之一，中国生理学、神经生物学的主要推动者之一。1984年我会恢复活动后的首任会长，1987年及1990年蝉联第二、第三届理事会会长。

　　在我人生历程众多的导师中，中国现代生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冯德培先生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一位。

　　在中国的科学、教育界，人们通常把学养深厚、德隆望重的资深学者尊称为“先生”。我曾长期供职的单位（中国科学院原上海生理研究所）坐落于有“中国现代生命科学研究摇篮”之称的岳阳路320号大院，人才济济，“先生”众多，而曾经长期担任生理所所长的冯德培院士，无疑是“先生”中的“先生”。

　　自1960年我作为学生与冯先生初次见面，至1995年作为生理所所长为先生送行，前后35年，我对先生最为深刻的印象，便是冯先生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他把一生献给了科学。

　　冯先生天赋异禀，在分析科学问题时所表现的清晰的逻辑性形成了他独特的标志，但他非凡的科学成就，更多是源于他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和高昂的激情。

　　对科学的热爱点燃了冯先生的科研生命之火，早年，资源匮乏、装备简陋、战乱不绝，冯先生的创新工作已经大放异彩，在生物能力学、神经信号的化学传递的研究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这份激情赋予了冯先生坚毅的性格和不竭的动力。在政治运动频仍的年代，他多次受到冲击，但为科学献身始终初心不变。“大跃进”时期浮夸之风日盛，他不畏权势，慷慨陈词，针锋相对提出要“规规矩矩搞科学，稳扎稳打大跃进。及至“文革”降临，他在花甲之年，经受严厉拷问，身心皆受到巨大摧残，但刚获自由，不顾当时形格势禁，又立即潜心于研究，他的办公室的灯光经常夤夜不灭，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他伫立于书架边查阅文献或者伏案书写的身影。

　　任何时候，讨论学术都是冯先生的兴奋点所在。上世纪80年代，我在学术上较多向冯先生请益，其时他已届迟暮之年，精神时有不济，但凡我与先生谈及学术上的新进展，他的眼神便会突然闪烁着明亮的色彩，并提高声调表示重视和喜悦，至兴起时，还会爽朗地大笑起来，极具感染力。

　　在他生命最后一刻，伴随着他与命运抗争的还是科学。我始终不能忘却的事，1994年冬在冯先生病房中的一幕，那时，先生呼吸系统感染未能控制住，气管已经切开。我走进病房，他用眼神示意我给他纸和笔。当我把笔放在他的指尖，他已无法夹住笔。他紧蹙着双眉，不断努力着，我注视着他消瘦的面容，想到这曾经如此炙热燃烧的生命之火，可能将熄，不禁泪眼沾襟。

　　在护士们的帮助下，先生颤抖的手终于把笔架住，他在纸上留下了一串模糊的字迹，仔细辨认良久，我认出这是他拟总结论文的英文题目。求索科学的热情，维系着他摇曳的生命火焰。

　　视科学为生命的人，必定会履行科学所要求的严谨和严格。在学术讨论中，先生的观点历来鲜明。由于性格使然，冯先生言辞犀利，有时不免伤人，在众人喝彩的同时自然也会听得抱怨。但这也是人间常态。

　　中国的“先生”们注重气节，讲究爱国情怀。冯先生无疑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他以出色的成绩取得博士学位，名声鹊起，却放弃了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大展宏图的机会，回到了正处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祖国，筚路蓝缕，在艰难的境遇中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20世纪80年代中国打开门户之后，出现了新一轮留学潮，冯先生以先行者的身份，为研究生留下了自己的书面嘱托：“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国科学家，不愿寄人篱下，要自己创业，英雄用武之地在中国”。冯先生是身体力行的楷模，他的话至今仍在广大海归学子当中广为传颂。

　　1994年，我为他的科学论文汇编撰写英文序言，当请他审阅初稿时，他略作改动，其中涉及祖国的段落，用了“unflagging”（恒久不衰）这个词来形容他对祖国的科学发展的奉献（his unflagging devotion to science a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 his mother land）。临终前，他把所有美元积蓄捐赠给国际生理学会（IUPS），以资助国际著名科学家来华讲演，提高我国的生理学研究水平。国际生理学会为此设立了以冯先生名字命名的纪念讲座，按其宗旨运行至今，实现了他的愿望。

　　冯先生少有壮志，在崎岖的道路上，不断披荆斩棘。他一方面对现状并不满意，而另一方面又对现状的改变过于乐观，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在与他过从较密的最后20年中，我感到他一直在以非凡的努力尝试企及自己设定的高远目标，由于过分专注于追逐自己的目标，往往容易忘却年轮的增加。非复青年，他因此干得很辛苦，生活也多少不遂人愿，甚至有些苦恼。

　　在他刚起步研究时，起点很高，与国际第一流科学家们站在同一前沿上（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了诺贝尔奖得主），但多年连续不断的战乱以及后来的政治运动，连一张平静的书桌都安放不了，更何谈高水平的研究。

　　上世纪80年代初，科学院庆祝老科学家科学生涯50周年，冯先生曾满怀感慨地说：“说是50年，其实真正能够潜心研究的日子连一半都不到。”当以古稀之年终于迎来“科学的春天”时，他自知迟暮，但心犹未甘，总想以更巨大的努力，去索回失去的光阴，去追赶急驶的科学列车，以长寿弥补历史的缺憾。

　　1987年，冯先生于80岁高龄访问美国，在休斯敦我们曾有过长时间的谈话，他认真地谈到，自己还想学两门课程：分子生物学和数学；他甚至说到，他的手还不抖，还想亲自动手做实验。我知道先生年轻时有很强的实验能力，但毕竟已是八旬老人，亲手再学做新的实验已不再现实，但又不忍当面拂了他的兴致，乃婉转地向冯师母谈了我的忧虑。师母沉默良久说道：就让他做一点他自己感到高兴的事吧。

　　只是他纵有壮志，但显然已力不从心。那些年，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每每发现他倦怠地倒在躺椅上假寐，看到他强打精神与我谈话，往往不禁心生感慨。他最终没有实现他的心愿。弥留之际，冯先生要我转告医生“不要违背客观规律了”，我蓦地想起杜甫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冯先生性格刚毅，秉性耿直。他幼时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青年时期又留学英美多年，浸淫西方文明之中，成为当时一组独特“中西合璧”的人群。

　　但从根本上，他还是一位中国传统的“先生”。他以严肃著称，在进行学术讨论时，他提出的问题鞭辟入里，切中要害。他不轻易动容，不苟言笑，气场极大，使年轻人望而生畏。

　　其实，他内心宽厚，感情丰富。我曾听闻他的三次流泪，充分显露出他的真情。“文革”初期，在得知其挚友、药理学家张昌绍先生不堪凌辱，自戕身亡时，冯先生潸然泪下——这是听说的。第二次是“文革”结束后，听控诉“四人帮”迫害著名导演郑君里的录音报告时，我亲眼目睹冯先生不止一次拭去夺眶而出的眼泪。再一次，是我自美回国向他诉说我与家人告别时的痛苦和矛盾，我看到他的眼中分明闪烁着泪光，他哽咽着表示深切的理解。此情此景，久留脑际，挥之不去。

　　冯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在我进入生理所工作的最初15年中，我与先生之间几乎没有个人的交往，但当“文革”的风暴甫定，冯先生在重组所学术委员会时，毅然将当时还只有中级职称（助理研究员）的我聘为委员。1985年秋，又力排众议，将我这个籍籍无名的晚辈推入了中国生理学会常务理事会。在我去哈佛大学之前，他与我做了一次语重心长的长谈，希望我不仅为中国生理学的发展尽心尽力，而且应该更快地走向国际。

　　1994年，当我衔命代表中国生理学会组织亚大地区生理学联合会第三届大会在上海召开时，冯先生特别兴奋，在开幕式上应邀就生理学的发展趋势慷慨陈词。当他满头银发的身影出现在讲台上，铿锵有力的声音响起时，人们的掌声经久不息。我于1987年底回国应命后，在我担任中科院上海生理研究所所长、《生理学报》主编期间，他总是以平等的口吻与我商讨问题，从不干预我的工作。他极少当面赞扬年轻人，但在幕后他扮演的总是提携后辈的角色。

　　作为中国现代自然科学的开拓者，冯先生以及他的同辈们大多已驾鹤西去，他们的第一代学生也有些相继谢世。这标志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在艰难岁月中，像冯先生那样的中国社会的脊梁们，筚路蓝缕，含辛茹苦推动中国科学发展悲壮的一页被历史铭记。这些前辈们以他们的成就、业绩和性格树立起英雄的形象，而他们忍屈负重，甘愿清贫的精神，又彰显了科学殉道者的气质。科学锻冶了他的生命，使之辉煌；科学融入了他的生命，使之纯粹，科学升腾了他的灵魂，使之超然。

　　时光无情催促着匆匆的人生，历史使无数辉煌的画面变得苍白，但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记住那些为科学贡献毕生精力的英雄的名字。“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中国生理学的前辈们虽终将渐行渐远，但他们的音容笑貌，连同他们的功绩，将永恒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作者：我会会员，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教授，本文摘自《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