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初中毕业于江苏省如皋中学，高中就读于江苏省南通中学。1954年下学期开学后不久的一天，学校通知班上部分同学前往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体格检查。当时料想，这必是为即将在来临的高考升学作例行准备，所以也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只是过后一段时间才逐步透露出消息：那是为了选拔留苏预备生的工作需要。

　　时过不久，我们班上男女同学共四人被通知先于全国高考，参加在南京工学院的全省留苏预备生集中统一考试。考试前即已有正式预告称：此次全国高校录取名单将会在某个全国发行的报纸上公开发布，但留苏预备生的考试结果不会公开见报。所以，凡在报上见载的考生，即表示其已为国内某高校录取。这样，最后我们学校只有三位同学未能在报纸上找到自己的名字，而笃信巳幸运地被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录取。

　　1954年8月下旬，我来到学校报到。当时，校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城脚跟，宿舍则在离此不远的原北京师范学院校园内——那里保存有著名革命烈士刘和珍的纪念碑。

　　我被编入49班，班上大约一半来自南方各省市。课程主要有，俄语和中国共产党党史与联共（布）党史。在俄语学习过程中班上明显出现了区域上的差异。来自北京和北方学校的同学，之前都学过几年俄语。而来自上海、江浙学校的同学之前都是一直学习英语，所以在学习俄语字母发音阶段遇到很大困难，特别是对几个两种语言字形相同而发音不同的字母，费了大力气才逐步习惯。

　　正式启程

　　1955年暑假结束后的一天，我们全校多达一千余人的队伍乘上北京—莫斯科专列，经满洲里口岸出关。直到列车奔驰在漫漫西伯利亚大草原上时，我才得知我要去的是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学习暖通空调。

　　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是俄罗斯在建筑领域最古老的高等学府。它始建于公元1832年，历史上多次易名：1941年起称“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1993年始改为现用名“圣彼德堡建筑大学”。

　　学校地处闹市中心，教学大楼仅有一座五层楼房，称不上宽敞。特别是在课间，拥挤的楼梯显得难以满足人流疏散要求。好在大楼里设施比较齐全，除有室内体育馆外，还有一个可容纳千人以上的大礼堂。这个礼堂体量堪比大型剧场，所以多次被学生会借用，招待全城的中国留学生观看由使馆送来的国产新片。

　　学生宿舍分别坐落在教学楼周围的几处街区。每个宿舍楼的标准配置是各层设有公用厨房、盥洗室和男女厕所。由于没有浴室，我们都是相约两人以上同行去附近公共浴室洗澡。每遇此，当时的我总免不了一种异样的羞涩和不安：怎么才能不让自身的瘦骨嶙峋损害到国家形象？

　　我被安排住在一个四人合住的房间。同室室友：三年级建筑机械专业捷克人杨；二年级建筑机械专业的匈牙利人贝拉；二年级建筑专业的白俄罗斯人尤拉。他们个个都显得有教养、诚恳、热情，对我这个新来的中国人都十分友善，把我视为小弟，常常在生活上、语言上给予关照指导。在共处的两年中气氛十分融洽，从未有过龃龉。

　　难忘的是杨喜欢摄影，不单是黑白胶卷的冲洗、定影，照片的放大、洗印等操作熟练，就连其时刚刚问世不久的彩色胶卷和照片冲印也不在话下。长期观察、熏陶之下，让我也无意之中学到了黑白胶卷与照片的全部洗印制作过程！

　　当时，本科生的生活费是每月500卢布。根据中苏两国政府间协议，双方国家各自分担一半。这个待遇略高于当时集体宿舍清洁工人的月薪。对于消费水平不高的学生来说，我们的生活条件已是十分宽裕了。

　　据说早期中国留学生与东欧各国留学生的生活费标准相同，都是700卢布，是我们中国留学生自己主动提出降低生活费标准的，因为出国时国家已经为我们每个人置备了从内到外、从夏到冬，足足装满两大箱，足够5年之需的全部服装。能为祖国母亲节省哪怕些许的的经济负担，也是莘莘学子们的至诚心愿。

　　笔记风云

　　入学那一年，专业班级按性别分成两个班，男班女班各约30人。主要课程都是两个班一起上大课。按学校规定，大课主讲人必须具备副教授以上资质，所以大课总是受到学生们的格外重视。按例大课主讲教授都不会为学生提供现成的教材，而只是推荐几本相关参考书作为辅助材料，讲课内容基本上都是提纲要领性质，需要全盘记录，形成课堂笔记以便课下复习，加深理解。不难想象，这种授教方式给我们外国留学生学习带来的巨大困难。初来乍到，不要说文字的正确速记了，就连口述语意往往也都形同囫囵吞枣。好在我们不缺勤奋苦读的毅力和精神，下课后我们都会从学习认真的苏联同学处借来笔记本作为样本，对照着修改或补全自己的记录，并加以消化吸收。

　　在这当中最让我们感动、感激、甚至感恩，并终身难忘的是，看到我们中国同学的困难，善良热情的苏联女同学主动向我们伸出了援手。她们往往早来教室一步，抢先占下前排的坐位，让我们分别坐在她身旁，为的是既可以更能听清老师的话语，还可以让我们就近照着她的笔迹抄写。有时情切之下，她自己速记一遍后还来得及帮助我们再写一遍。对于苏联女同学们真切、热忱的帮助，中国同学都时时记在心上，总想找到报答的机会。

　　当我们挺过最初一年多的语言关，等到二三年级时，我们课堂笔记的质量终于能堪比苏联同学了。这时候，中国同学的笔记本也就成了苏联女同学的香饽饽了。原因是学校的考试制度规定，男班与女班的考试时间虽然相同，但在具体科目考试的时间安排上却往往有三到五天的移前或滞后。基于这一时间差，临考前我们的笔记早早就已被苏联女同学抢先预订下了，因为中国同学从不缺课，笔记本最完整、最可靠、最具参考价值。

　　民间友谊

　　除了学习外，最让我怀念的一件事，是列宁格勒中国留学生合唱团的组织与活动。记得我是1957年开始参加合唱团，主要因为我的北京留苏预备部同班同学——后来被安排在列宁格勒林业学院的关立人，当时正担任合唱团团长。由于我是半途加入，对于合唱团的初始状况也不甚清楚。

　　直到这两年通过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微信群建立后的聊天记录，我才把它的前因后果连贯起来：原来早在1955年，列城中国留苏学生会在主席王永均及郑熊、程克栋等核心成员的建议下成立列宁格勒中国留学生合唱团，并推介严宝兴担任团长，负责筹建并组织日常活动事务。

　　此举很快得到了苏共列市共青团委员会的支持。他们还委派原红旗歌舞团独唱演员米·鲍·卡茨（МихаилБорисовичКац）担任合唱团的艺术指导。

　　合唱团的演练和演出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并多次应邀出访外地旅行演出，获得了多方赞誉。时至1957年后合唱团除艺术指导兼指挥的卡茨和新的团长关立人外，还来了一位年轻的女钢琴家伴奏。1959年合唱团又迎来了时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进修的韩中杰（1957-1961年于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指挥专业进修研究生，回国后长期担任中央交响乐团指挥）的加入，并担任卡茨的助理指挥。提到韩中杰，我总难忘他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由于他的低调、谦逊，甚至有些腼腆，让人总觉得他是新人，比我们年轻，可事实恰恰相反。多年后，通过百度搜索引擎我才知道，他比我们所有人都年长，而且出国前在国内就已是功成名就的音乐家了。

　　话归当年，在列宁格勒中国留学生合唱团里，我们经常练唱的既有诸如《Красноезнамя》（红旗）、《Варшавянка》（华沙）、《Лодка》（小船）等苏联革命歌曲和民歌或舒情歌曲，也有像《阿拉木汗》《半个月亮爬上来》等中国民歌。每年的中国国庆节，当地广播电台都有我们合唱团的演唱录音节目。

　　1958年的暑假过得特别令人难以忘怀，合唱团应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共青团中央之邀，进行了为时共12天的巡演，期间参访首都塔林、维尔纽斯和里加。

　　在塔林期间，恰逢8月1日，热情友好的爱沙尼亚党政领导机构为欢迎中国留学生团体，在首都塔林市举办了两项大型活动：一个是下午3时，在市内最大剧院隆重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31周年大会”；另一个是会后安排丰盛的晚宴招待会。

　　纪念大会非常隆重庄严，主席台上满布着中苏两国国旗，前面三排列坐着共和国党政军领导人及社会各界著名人士。正式开会前，主持人郑重宣布邀请中国留学生合唱团代表坐上主席台，五位代表在军乐队进行曲声中被导引，沿着两侧由威严的苏军仪仗队组成的夹道登上主席台。坐在台上环顾周边，几乎满目尽是胸前佩戴花花绿绿勋章、肩上扛着星星的现役和退役将军以及气宇轩昂、花白胡须的社会各界贤达，这般阵仗下我们这些年轻小伙不由得心怀忐忑、局促难安！

　　这张照片是那次波罗的海沿岸旅程中笔者不经意中之作，没想到却成了数十年后一段值得永久怀念的历史印记。其中左起依次为随行的笔者同室同窗好友、日后的清华大学教授薛殿华；合唱团艺术指导兼指挥米·鲍·卡茨；合唱团钢琴伴奏；合唱团骨干成员孟女士；合唱团团长关立人。提到关立人同学，自毕业回国后大家各自东西，我们失去了联系。90年代在一次上海交响乐团于外滩陈毅广场演出结束后，笔者还曾拉住曹鹏学长，问他还记不记得关立人，并是否与之保有联系，可惜音讯渺茫。然而，那段留苏的美好时光，就与美好的音乐一样，常驻脑海。

　　（作者：我会会员，上海市机电设计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