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泽荣一

　　我想向大家讲述一位日本实业思想家和《论语》的故事。

　　您或许不知道涩泽荣一，却很可能听过福泽谕吉的大名。这位日本明治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凭其著述和兴办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他的肖像也因此作为国家的“名片”，被印在日本面值最大的一万元纸币上长达三十五年。

　　而在去年，日本宣布新版万元纸币上的肖像即将“易主”，代替福泽谕吉出现的，就是这位叫做涩泽荣一的伟大儒商。

　　涩泽荣一出生于1840年，八岁就深受父亲的影响，开始习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经典，说他在儒学思想的熏陶下成长也不为过。正是这样一位书生，创办了日本的第一家银行和证券公司，而中日两国现在通用的“银行”一词，就是他从英语“BANK”翻译而来。

　　1869年，29岁的涩泽荣一任职大藏省租税官，负责日本的货币和税收制度改革。1873年，33岁的涩泽荣一弃官从商，开创了近代日本的金融、证券、电力、电气、钢铁、纺织、邮轮、教育等诸多事业，一生创建的企业达五百余家，拥有“日本企业之父”“金融之王”“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等诸多桂冠，几乎建成了整个日本的经济组织架构。

　　儒家经典教育在涩泽荣一的生命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因此尽管明治维新时期全日本都笼罩在“吃牛肉、喝牛奶”的西化狂潮之下，涩泽荣一依旧竭力主张在引进西方经济体系和体制的同时，要用《论语》的思想作为基石。

　　“洋为日用”“中为日用”，经济之魂经商之道的根本思想，就是“没有道德就没有经济”。在涩泽荣一86岁高龄时，他将毕生之实践和思考之结晶凝聚于著作《论语与算盘》之中，提出“如果不以仁义道德为出发点的话，那么，真正的生财之道是走不远的”，由此奠定了日本经营思想的基础。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等日本企业家身上，也都有涩泽荣一思想的痕迹。

　　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极大地冲击了人们惯常持有的“思想家坐在书斋里，而生意人只计较利益得失”思维。《论语》与算盘不矛盾，实业和思想不矛盾，赚钱和道德更不矛盾。“论语与算盘，看似远实相近。算盘因为论语，才能打得更好；论语决定算盘，财富才有意义”。

　　涩泽荣一没有把《论语》当作统治阶级的“统治术”，更没有把《论语》当作课堂上照本宣科的“教科书“，而是用自己的一生诠释着“论语与算盘”的精髓，并大胆创新地将其作为日本资本主义的指导思想。

　　《论语与算盘》这本书，不仅成为了日本企业家的经商理念和经营宝典，更是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日本人的做人准则和修为规范。

　　日本国民的《论语》情结

　　涩泽荣一的高明和功绩，正是他对论语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基于这样的历史评价，我发明了一个新词用来概括涩泽荣一的身份：“实业思想家”。

　　2020年，诸多机缘让我能够将这位实业思想家和他用毕生之经验智慧总结的道德经济理念“带进”中国。

　　今年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8周年纪念日。从1500余年前东亚文化圈走向鼎盛时，中国用汉字哺育日本的文字和文学，到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横行肆虐、举国上下共克时艰时，来自日本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问候，中日两国尽管言语不通，却共同见证汉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两国间一脉相承的精神桥梁，莫过于一部《论语》。

　　藉此机会，我翻译了2020版《论语与算盘》，并以此为基础筹备拍摄了同名纪录片。

　　在此之前，我在工作和生活中已切实体会到日本国民对于《论语》的尊崇和喜爱。

　　我自1984年从复旦大学日语系毕业后入职电视台，次年以翻译的身份，陪同来访的日本读卖电视株式会社的社长青山行雄造访上海电视台，亲见青山社长与时任上海电视台台长龚学平在言语不通的情况下，用纸笔接龙《论语》，从中体悟到《论语》之于中日文化交流至高无上的意义。这次特别的经历后，我决定赴日进修，同时也将“日本与《论语》”这个大课题根植于心。

　　三十多年过去，日本从“昭和”走到“平成”再走向“令和”，日本万元纸币头像将在2024年从福泽谕吉更换为涩泽荣一，这让我决定再度拾起“《论语》与日本”这一命题，通过《论语》，打量当今的日本。

　　《论语》的核心无非十个字：“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这十字便成为十集纪录片《论语与算盘》的核心指南。

　　回想这一过程，从着手策划纪录片，到采访拍摄，以及后期编辑和翻译2020版《论语与算盘》，其实也是一次对“论语与算盘”的最好诠释和完美实践。

　　纪录片涵盖的题材很广，主角有羽田机场的“国宝级清洁工”，也有名企倍乐生的总裁；讲述的故事无不围绕《论语》，有的直接与《论语》相关，如壬生町八百人齐诵《论语十八句》；有的则潜在地渗透着《论语》精神，如东京护理株式会社尽心竭力的为老服务。

　　原本大家都设想纪录片的拍摄会遇到重重障碍，但从节目筹备到实地采访，事情却进展得顺风顺水，得到了许多崇尚《论语》文化的友人们热情的支持和襄助。

　　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超级志愿者”一期的制作。名叫尾畠春夫的老先生从50岁开始参与志愿工作，退休后更是依靠养老金成为一名“专职志愿者”，屡次投身灾情搜救工作。2018年，日本大分县一名两岁孩童出门玩耍后失踪，当地警方出动150名警力，地毯式搜索两天无果，老人却凭借经验敏锐地判断出，孩子在夜晚倾向于往高处和有亮光的地方跑，半小时内就在一处山坡上发现了孩童的踪迹。当闻讯而来的警察们试图将孩子带走时，老人坚决要求将孩子归还给他的母亲，当孩童的母亲赶来，对老人感激涕零时，他却挥挥手离开了。

　　尾畠春夫老先生视名利如浮云，平素最不喜欢接受采访，而我却下定决心采访他。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展现真心实意。我想起曾看过一张照片：老人勉强前往政府的表彰大会，却穿着简单的T恤，在一堆西装革履正襟危坐的官员间笑得潇洒又恣意。我据此认为，尾畠老人一定会喜欢这张照片，于是别出心裁地将照片印在订制的T恤上，穿在外套内前往老人家中进行采访。

　　见到老人后，我告诉他：“我知道您不愿收礼，但是按照中国的礼数，初次见面，我还是带来了见面礼。您不会反感吧？”

　　老人惊讶又好奇：“真的吗？是什么样的礼物？”

　　于是，我把外套拉开，露出T恤上的照片，老人果然高兴得哈哈大笑，还回赠给我一条日式头巾，让我扎在额前，与他一同拍照。这种诚心相交或许就是源于彼此间的价值认同。

　　筑起中日友谊桥梁“姿态”很重要

　　中日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日本在一千五百余年前学习了中国的《论语》，又在一百多年前将西方的新知识、新思想内化后影响中国。

　　许多人在去过日本旅游后回国都会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是真的好啊！”每当这时，我都会跟他们强调：“不是日本好，是日本将中国的文化继承得很好！”

　　至于“继承”的是什么？我相信，《论语》将会给出读者们最佳的答案。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日本国民确实敬重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国民也承认日本社会中的进步之处，但双方对于彼此的认知还是有些偏差。有的中国青年“哈日”，盛赞日本的优越和发达，有人对日本的想法却依旧停留在“过去的侵略者”，这固然是不该忘却的历史，却也不该成为限制双方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枷锁；日本国民看待当代中国社会也有偏狭的地方，总认为中国还是古诗古文中的“山水田园”。1985年，我曾目睹中日两位电视台台长不用翻译交流就可以达到心灵相通，到2020年，中日是否还能达成这样超越语言的契合？

　　我想，或许《论语》也能给出大家答案。

　　日本社会通过《论语》文化汲取精华，并留下深深的《论语》情结，中国人也有必要传承经典传统，并将日本在《论语》学习中优秀的部分取回来用。

　　《论语与算盘》犹如一面折射镜，表面看是说日本，背后却能够帮助我们对中国社会进行深思与考量。我期待，《论语与算盘》能够打开中日交往的新局面。

　　翻译书，与拍纪录片，立意都不在于展示中日文化的差异和对比，而是着意通过展示日本如何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的真实，去寻找沟通中日两国人民可持续友好交往的心灵共鸣和相同认知。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希望中日两国伴随着“《论语》流长”，达到“中日心缘”。

　　（作者：我会理事，上海电视台融媒体中心首席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