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 年 4 月 6 日，留美分会成立大会

　　我介绍过不少人参加上海市欧美同学会，至于为什么要加入，我对这些年轻人说，同学会是一所“学校”。

　　我很早就加入了上海市欧美同学会，我的会员号是 471，会员号小于我的学长们估计九成多已经驾鹤西去。

　　1984 年，我刚从外地调回上海不久，就在报纸上看到上海市欧美同学会恢复成立的消息。为申请加入，我特地跑到当时同学会所在地衡山宾馆，接待我的老俞告诉我，加入同学会需要一位会员介绍。那时我刚到上海，地不“生”但人不熟，压根不知道谁是同学会会员。后来我的老同学壮云乾博士（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法学生，曾任上海大学副校长）托人介绍才一起加入同学会，至今已经 36 年了。介绍人就是 708 所总工程师、同学会副会长袁随善先生。

　　当时同学会在衡山宾馆一套客房内办公，有五名工作人员（其中一位驾驶员），还有一名外聘人员老俞。在同学会办公室，我有幸见到不少“大人物”。在那里，我多次见到市委统战部张承宗部长，他解放前担任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是一位传奇人物。张部长没有架子，犹如邻家大叔；在那里，我更常见到的是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学长，用“谈笑有鸿儒，来往无白丁”来形容当时的同学会毫不为过。对我来说，老学长们都是高山仰止、泰斗般的人物。昔日只能在媒体上见到的这些老学长就像我可爱可敬的师长一样。

　　俗话说“近朱者赤”。我才疏学浅，在这些老学长周围，我不敢说我“赤”了多少，但是受到他们的熏陶和教育却是实实在在的。对于“圈子文化”这个概念，我颇有感触。我深深体会到：如果你所在的“圈子”里的人水平都远高于你，你也会逐渐变得聪明起来，当然前提是你肯学习。抛开“圈子”的贬义，欧美同学会就是这样一个“才俊+智慧”的圈子，更确切地说就是一所“学校”，至少对我如此。

　　那时，我是会员中最年轻的，大概老学长们认为我不懒，也能干点事，所以我从第二届理事会起就担任了理事，后来又担任了常务理事。不少老学长不吝指导，使我学到不少本事，对我后来的党派工作和参政议政起了“启蒙”作用，为此我特别感谢袁随善和林文进两位副会长。

　　我担任副总干事、副秘书长多年，和冯德培、谢希德两位会长的接触比较多。有一次，我为冯会长寿辰写纪念文章，多次在中科院生理所冯老的办公室聆听他的教诲。冯老身形清癯，头发花白，经常穿一件湖蓝色“涤卡”中山装。后来这篇文章《展望 21 世纪的人》发表在同学会会刊上。在记叙冯老生平的文章中，我估计这一篇最详实、最准确，因为每件事及所发生的时间、地点都得到冯老的核实。

　　我们一般尊称谢希德会长为“谢校长”，除平时工作上的接触，为写她丈夫曹天钦院士的纪念文章时，我也聆听过她的教诲。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同学会让我写一份英文材料，我当时有点“轻敌”，加之英文水平不高，稿子瑕疵不少。想不到谢会长自己用打字机重新打了一遍，还告诉我英文电话国家区号的正确表示法。我望着这位“位高权重”、年逾古稀、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惭愧得恨不得地板有个缝钻进去。从此以后，我写任何东西都不敢有半点马虎，无论是文章内容、遣词造句还是标点符号。其实我的英语水平一般，关键是我认真、细心。别人称赞我是咬文嚼字的“啄木鸟”，但是他们哪里知道我这个“水平”归功于谢会长对我的言传身教。

　　同学会不少老学长履历非凡，从他们的举止言谈中我得到“升华”，例如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同学会副会长（留美分会第一届会长）施如璋、荣毅仁先生的姐夫杨通谊副会长……一开始我对这些老学长不太了解，后来才逐渐知道他们的事迹。例如中国第一位留美建筑学博士庄俊、著名外科专家董方中等。这里不得不提我们的副会长顾毓泉先生，那时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平时笑容可掬，发言还有点“啰嗦”。后来我才听说，解放上海时，外白渡桥对面的国民党军队负隅顽抗，顾老一个电话打给他们的指挥官，他们才放下武器。此后每当我路过外白渡桥时，就会想起可亲可敬的顾老。这些老学长一个人就是一本书，甚至就是一起历史事件的重要参与者。遗憾是当时我没有这份心，否则把他们的“口述历史”记录下来，该是多么珍贵的史料。

　　早在浦东开发前，我们同学会就有一个“浦东开发研究小组”，组长是李国豪副会长。我们曾接待过浦东开发的首位华人倡议者林同棪先生。林同棪先生在市海外联谊会会议厅还专门做了报告，统战部毛经权部长主持。

1987 年 5 月 30 日，作者参加林同棪以“中外文化传统的比较及如何适应我国开放的新形势”为题的讲座

　　担任副总干事期间，我参加了留美分会等分会的筹备工作。在筹备中碰到很多困难，很多问题在今天都不是问题，但在那时却无法逾越。例如：留美分会成立时，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我们不敢邀请美国驻沪总领事参加成立大会，退而求其次，想邀请上海的美国商会会长，但多次努力均未果，后来也不了了之。这些具体甚至有点繁琐的工作锻炼了我，也是我此后从事党派、团体工作的“预热”。

　　大概是因为我担任同学会副秘书长的关系， 1996 年，我加入致公党后不久就“空降”到卢湾区，担任卢湾区第一届委员会主委，后又担任卢湾区人大代表、常委。在此之前，我从未从事过党派工作，又是在央企工作，不是卢湾“土生土长”的，其困难可想而知。“笨鸟先出林”，在我的努力和大家的支持下，我们党派不久就在卢湾区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多党合作大舞台上表现得有声有色，显示了“党小声音不小”。在我倡议下，成立了首个致公党区级组织的“青年工作委员会”，曾多次获得致公党中央的嘉奖，其中有些成员至今还活跃在参政议政舞台上。为扩大党派的影响，我们还印刷了有“致公党卢湾区委”抬头的台历，这在当时也是“首创”。除自用外，不少台历送到区各部门，2 块多钱一本的台历放在领导案头上天天看见，最后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些台历“流到”致公党中央，罗豪才主席称赞说：“党派基层组织的工作能搞到这个程度不容易！”其实这些“雕虫小技”并非我的独创，都是从欧美同学会这所“学校”学来的。

　　我非常喜欢聆听欧美同学会的讲座，每听完一个讲座就好像打开一扇新的窗户，经常有茅塞顿开的感觉，眼界也开阔了不少。担任党派区委主委时，我撰写了不少区政协大会发言、党派提案，其中不少思路和灵感也源于同学会的讲座。

　　自 1997 年我当选区人大代表至今 23 年了（其中十年担任区人大常委）。在五届人大代表任期内，我为老百姓解决了不少“急难愁”问题，曾收到好几面群众送来的锦旗。

　　23 年中，我提交了约 200 多件人大代表建议、议案和社情民意，其中至少有两件社情民意被市委办公厅采用，还有一些被市政协等有关部门采用。2017 年，我荣获区政协社情民意收集先进个人的光荣称号。作为党外人士，我于 2018 年荣获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颁发的先进个人奖状，这一切都离不开同学会对我的熏陶和启迪。

　　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批赴美留学生，作为改革开放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受益者，我写下了不少文章赞颂中华民族这一伟大壮举，发表在全国政协、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等各级刊物上，并获得全国性大奖等奖励。我的《初出国门》发表于全国政协刊物《纵横》，后被《新民晚报》通版转载，不少人说这是反映改革开放后首批出国留学生的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我之所以“显摆”这些，是因为很多文章的“雏形”都是在同学会的《会刊》上首次发表的。

　　活到老，学到老。欧美同学会是一所“学校”，虽然我还没有从这所学校“毕业”，但马马虎虎说也算是“学有所成”，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宝贵财富。

　　弹指一挥间，我也从当时的“翩翩少年”即将迈入耄耋之年，但我始终没有忘记从上海市欧美同学会这所“学校”学到的一切、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