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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苏百年】第聂伯罗彼德洛夫斯克的首批中国学生——留学五年在苏联(二)

作者: 高晓东 

发布时间: 2020-06-08

  编者按: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赴苏联学习100周年,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规模派遣留学生赴苏联留学70周年。为迎接这个历史时刻的到来,留苏分会发起“白桦林畔的青春”主题征文活动,活动得到了新老会员的热烈响应。

  84岁高龄的高晓东学长发来了《留学五年在苏联》,详细回忆了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留学的经历,并配有数十幅珍贵的历史照片。本期刊出第二辑。

  1954年我国派出的留苏学生比1953年要多许多。相应的,苏联方面也就要扩大接纳我们的城市和学校。第聂伯罗彼德洛夫斯克的三所学校也就首次开始接收中国留学生了。我们有幸成为第一批来第城求学的中国学生,受到了市里特别的关注。

  照片登上了当地报纸

  我们入学不久,就是我国的国庆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市里的一家乌克兰文报纸“ЗАРЯ”(《曙光报》)派记者来采访我们。国庆前夕报纸上就登出了图文并茂的这样一篇报道:“有一批中国学生现在在我市的高校里学习。他们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和尊重。校方为他们提供了各种条件,使他们能够很好地掌握科学技术知识。”

  9月10日,我们正式开始上课了。第一节课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这是一门什么课程、老师讲了些什么、在黑板上写了、画了些什么,我是一点都不明白。课间休息时,问一位在国内上过一年大学的同学,才知道这门课是“画法几何”。

  当时我们上课的情景真是狼狈极了。国内发给我们的书包是一只小皮箱,这可能是看到苏联大学生几乎是人人都拿着个小皮箱上学吧。其实他们的小皮箱里除了两本笔记本外,都是放的些杂物(如:面包等食品和衣服)。而我们在箱子里除了笔记本,还有参考书和两大本字典,常常塞得连盖子都合不上。上课时,课桌上也是给摊得满满的。听老师讲到一个不懂的字就赶紧翻字典,往往是翻了这本翻那本,等查到了,也不知道老师已经又讲过去了多少。这样一堂课下来实际没有听到多少。我们知道这不是办法,于是就硬着头皮听、听多少是多少,课后再借苏联同学的笔记本,把笔记给补上。就这样我们每天都要忙到深夜一点钟睡觉,五年基本如此。

  为了使我们能更快掌握俄语、跟上学习进度,学校采取了不少措施。首先是安排苏联同学和我们住在一个宿舍里。和我住一个宿舍的是同班同学萨沙·斯达尔采夫,我们在一起住了一个学年,他在学习和生活上都给了我许多帮助。学校还为我们在课外安排了俄语课,一直上到三年级结束。苏联同学也都随时主动帮助我们。记得刚开始学习机械制图上墨,我画错了一个地方又不知道如何更改。正在一筹莫展时,一个苏联同学走过来帮我改。他用一个双面刀片,用两个手指轻轻一捏,就帮我把错的地方给刮掉了。我学到了这个方法,解决了不少这方面的难题。

  经过差不多两个多月的拼搏,我们基本上能够听得懂课,跟上学习进度了。那个当书包用的小皮箱也再也没有用过。我们也都学着苏联同学把笔记本插到大衣缝里,摆着两手,潇洒地去上学。有些苏联同学开始向我们借笔记本了,期末考试我们中国同学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以后的各个学年都有不少同学上了学校的优等生光荣榜。

  一本本当年的笔记本,刻录了我们的无悔青春

  中国同学上课时都是认真听讲,详细记笔记的。看参考书时,也会把一些要点摘记到笔记本上。所以笔记本都是内容详尽、图文并茂且洁净整齐。这些当年的笔记本,不仅帮助我们回忆起那段珍贵的求学岁月,也刻录了我们的无悔青春。

  说到上课我又想起了一件趣事。上课之前老师都要点名,花名册是按学生姓名的俄文字母排序的,排在我前面的是中国同学王忠发(他姓王是俄文的第三个字母В打头的,我姓高是第四个字母Г打头)。可能老师为了尊重中国学生,所以在点名时先是念了“王忠”,后来又觉得可能不对,于是又补念上一个“发”字。可是这次他没有停顿,就接着念了我名字中的前两个字,结果就给念成了“发高烧”,引得我们几个中国同学差一点笑出声来。我叫高晓东,怎么会成了高烧东呢?估计是某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翻译我的名字时把“晓”字译为Щао。后来不知道谁在抄写时把Щ字下部的小尾巴给落掉了,写成了字母Ш。于是乎Щао(晓)就变成了Шао(烧)。我也就只好在那五年里被老师们唤做“高烧东”了。

  过去了半个世纪,现在已经有许多细节记不起来了。但是大家那股子不怕困难的勇气,那种努力拼搏、勇于战胜困难的精神,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这种精神不但陪伴我们完成了五年的学业,而且陪伴了我一生。每当遇到困难我都会记起当年,那么多困难我们都能克服,现在遇到的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

  基础课程都学得好,专业课却头疼

  中国同学由于肯下功夫,所以各门基础课程都学得比较好。而苏联同学(包括东欧同学)普遍都不喜欢在学习上多下功夫(除了体育课和军事课),课余时间都花在了各种文体活动上。可是,上到专业课就该轮到我们头疼了,因为我们普遍缺少实践知识。记得三年级时做课程设计,我画了一个变速箱,但是我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

  我们刚上一年级时就有一门工艺课。在学校的车间里,学生们被要求用一把锉刀加工出一个六面体的螺母来,这可是钳工的基本功。二年级暑期学校安排我们学习各种机械的操作,包括:挖土机、推土机、拖拉机等。虽然在短时间里不可能学会操作这些机械,但是对于了解这些机械的基本结构,工作原理和操作程序还是很有帮助的。三年级暑期我们在一个起重机厂——新克拉玛托尔斯克机械制造厂实习,我们参观了工厂的整个生产过程,然后就到车间里给车工师傅当助手学做车工。四年级暑期我们是在一个露天锰矿上实习,在工地上参加了一台挖掘机的大修工作。五年级过完寒假就开始做毕业设计了。

  毕业论文的题目也都是结合工厂的实际需要而提出来的。当然我们的设计不可能马上就能用于生产,但是作为工厂技术储备还是很有用的。做毕业论文,学校有一个导师,工厂也有一个。他们也只是在开始时帮你选定题目,下面的工作完全靠你自己去进行。从一个技术问题的提出到解决问题的步骤、方法和途径,在学校里都得到了很好的训练,这对于我后来的工作(甚至于在生活上)都是很有帮助的。苏联的教育是很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的,他们的工科大学毕业生都给授予工程师称号。

  考试现场十分热闹

  考试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最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件事。苏联学校里的考试一般每个学期有4-5门,间隔2-3天。考试是没有统一考题的,学生进了考场,就到老师面前那一堆考题里去抽。拿到考题你再坐到座位上去准备,答好了再交给老师。全答对了就是四分,然后老师再提几个问题,又全答对了就可以得五分。考场里一般就两三个学生,大部分学生都在门外焦急地等待着。一旦一个同学考完了出来,大家都会一窝蜂挤上去,问问考的什么题和他考了多少分。然后大家再分散开来,各自再根据新得到的信息做最后的准备。

  作弊的方法很多,有的同学扒在教室的窗户上给里面的考生发消息,有的会想办法把笔记本给带进去。有一位老教授年事颇高,视力不佳,最先进考场的同学就献上一大把鲜花,老教授当然十分高兴,可是他不知道这样一来,他就更看不清学生在下面干什么了。总之,考试现场是十分地热闹。开始一两个学期,我们都是早去学校,后来看到现场如此热闹,也把我们搞紧张了,而且有时候还被要求帮忙作弊,所以,后来考试我们大多是最后才去,既避免了许多烦恼,也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

  在考试期间还有这么一个小插曲,我是一直记着的。在夏季考试期间,在接近学校大门的围墙边,总会席地坐着一个失去双腿的残疾人。每当有学生走过,他都会说:“Нипуханипера.”这样一句祝福的话,学生们也都会随手给他一些戈比。这句话是很早很早以前俄罗斯人对出门的猎人说的一句祝福的话。这是一句反话,是祝福他连一根兽毛和一根羽毛也打不到。学生们都是带着他的祝福走进考场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