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谢达材先生推荐，1988年8月，美国埃克森（EXXON）研究技术公司John M. Newsan博士发来邀请函，邀请我尽早赴美参加合作研究。于是我向所里（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提出申请自费公派去美作访问学者，10月初拿到签证赴美。

　　Newsam博士亲自到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接我，很受感动。他说起：“杨教授，您比我大15岁，应该是我的老师，怎么不能来接您。”他是英国人，在日本工作几年，娶个日本太太，定居美国。

　　Exxon研究工程公司只是美国Exxon总公司下属的一个小公司，地处新泽西州克林顿镇（Clinton），说小也不小，本部就有两百号人和大量实验研究装备，仅仅在美国纽约州长岛Brookhaven国家实验室的国家同步辐射光源（National Synchrotron Light Source, NSLS）就有X-1A、X-10A、X-10B、X-19C和VUV-1五条光束线实验站。

　　我在Clinton附近一家酒店住了几晚，早上老板来接我去上班，晚上送回酒店。上班的主要任务是了解他们的研究工作情况，使用公司的仪器做实验性工作。不久就把我送到Brookhaven国家实验室，办好社保卡和访问学者30$/月的医疗保险后就算安顿下来。

　　Brookhaven国家实验室是一个很大的机构，流动的研究人员有来自美国各地大学、研究院所和公司，也有来自外国的合作研究人员。有留学人员的集体宿舍和家属宿舍区等。说是集体宿舍，但都是单间，有公共厨房、公共餐厅，公共卫生间等，房间里备有冰箱、彩电等，当时300$/月，生活十分方便。

　　Newsam博士是X-10B的负责人，由于他比较忙、家里跑不开，才找一位协助他，我就是这样一个角色。虽说我主要负责X-10B的工作，但还是想把所有同步辐射应用技术都学到手。按Newsan的安排，我又去Clinton公司本部两次。第一次是1989年3月份住在Exxon工作的上海留学生家里，负责带我上下班，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工作内容，帮助老板用普通X射线光源的四圆衍射仪做单晶样品解结构的工作。公司有各种各样的X射线仪器，真是一个X射线衍射设备的博览会。四圆衍射仪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半自动的，一种是全自动，各有各的用场。这次的任务是分别用两种四圆衍射仪收集单晶体解结构的衍射数据。第二次去，老板问起Brookhaven中国访问学者的待遇和国内家庭情况，我作了如实回答，Brookhaven的中国学者多数为年轻人，待遇有900$/月和750$/月两种。国内已停发工资，儿子在念大学四年级，女儿念高中三年级。听完后说：“您是副教授，待遇太低，我去找一下个人事务办公室。”第二天下午一上班跑来对我说：“好消息，您的工资每月调整到1500$,从1988年10月算起。”当时1500美金折和人民币1万2千多元。在我回到Brookhaven时已经到账，就给家里寄了2000美金，让夫人和两个孩子高兴高兴，家里成了万元户。

　　第二次去Clinton是为用劳厄法测定单晶结构而去，住在从台湾来的李志浩处。时间不长，就三五天，还在此接待了国内我们所的副所长吴自良访问Exxon研究工程公司。

　　那时，Brookhaven国家同步辐射光源每年都有年会，这也是学习的好机会。1991年著名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教授来到Brookhaven作了“物理学与同步辐射”的报告，对从事同步辐射应用研究的人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会后还与杨振宁教授合影留念。

　　我是1991年2月因老板Newsam离开Exxon研究工程公司转到加里福尼亚Biosym有限公司，我也随之到了这个公司，由访问学者变成雇员，待遇也提高至每月2083.33美金。但要我做的工作越来越少，许多时间都在做晶体结构数据。

　　看来继续在Newsam手下工作时间不会太长，于是便托人在国内寻找工作单位。我先后找了上海宝山钢铁公司的冶金学院和中心实验室、复旦大学新成立的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并将简历、工作经历和特长一一告知，还附了论文目录。宝钢说我偏基础研究不好安排，复旦说我不是正教授级也不愿接受。唯有上海科技大学愿意接收，这时已是1993年3、4月份了。1993年初，我在中国住纽约总领馆拜见了上海市赴美招聘团正副团长，因此在找工作过程中，得到上海市留学回国人员服务中心的一定帮助。

　　不久接到Newsam博士的通知，6月份开始就不能继续聘用，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想再在美国找工作，准备回国去上海科技大学工作，我于1993年5月30日回到阔别4年零7个月的祖国。当时上海市留学回国人员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到机场接我，人民日报海外也版发了我回到上海的新闻。Brookhaven太极俱乐部的朋友们知道我要回国，特意再来一起打了一次太极拳，还专门开了送别Party。

　　回国后不久，我去拜见了原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长邹世昌院士，汇报我的大致情况，请示如何处理与所里的有关事务。聊了一些情况才知道，我原所在的课题组因没有课题经费支持和许顺生研究员定居美国而解散，难怪他说我回国无法安排；最后他说：“您能回国很好，我很高兴，到科大去好好工作吧。”接着又说，“六个月的罚款1800美金不用交，发给您的六个月工资还上就行了。”于是我去财务处付还上6个月的工资852元，就这样了结了与原单位的关系。

　　在美国4年7个月里，除两次短时间去Clinton公司总部外，都待在Brookhaven，这里中国留学生很多，许多来自美国各地高校，流动性很大，访问学者也不少，纽约领馆为便于联络和管理，成立了学生学者联谊会，设主席一人。因前任即将回国，1989年中我接替了这个工作。在国内“六四”前后确有个别学生为了一张绿卡，到处游说，找国会议员诉说在国内如何受到迫害，要求外交庇护。领馆要求我们给予劝阻，并要求大家好好学习和工作，不要集会等。我们坚决贯彻领馆的指示，做好学生、学者的思想工作。

　　也许是因我为领馆为大家做了些有益的工作，领馆给我写的回国鉴定意见、评价都很好，这是后来上海科技大学材料系领导告诉我的。

　　我回到国内不久，大概1993年七八月份，美国对中国滞留的学生学者一律发放绿卡。有人问我后悔么，我说：“一点也不后悔，回国工作心情愉快得多，生活幸福得多。”2015年元旦与留在美国的老朋友付祖根通电话时，他说：“老杨，还是您选择回国正确。现在人老了，留在异国他乡真没意思。我们住的很大社区只有我们两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