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赴苏联学习100周年，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规模派遣留学生赴苏联留学70周年。为迎接这个历史时刻的到来，留苏分会发起“白桦林畔的青春”主题征文活动，活动得到了新老会员的热烈响应。

　　84岁高龄的高晓东学长率先发来了《留学五年在苏联》，详细回忆了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留学的经历，并配有数十幅珍贵的历史照片。从本期开始将陆续刊出。

　　1953年夏天，我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101中学）毕业了。上大学、学好本领、投身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是当时最大的心愿。当时的高考好像并不那么紧张，所以印象不深。考试结束后，同学们结伴去颐和园、西山等地玩，等待着发榜的日子。一天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方敏找我谈话，通知我被选送去苏联学习，同时，班上还有一些同学也被选送。

　　在留苏预备部十个月，除了学俄语，还学跳交谊舞、欣赏交响乐

　　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北京俄专）当时是归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管的，师哲是局长兼校长（后来是张锡畴）。学校大约是在1954年末或1955年初搬到了魏公村，改名北京俄语学院。最后它又和有关院校合并成北京外国语学院。1959年夏我们回国后集训就是在那里进行的。

　　我们是在11月7日十月革命节这天去俄专报到的，当天下午就进行了分班考试。我被分到了50班，班上的同学大多是来自沈阳和大连的高中毕业生。我们班住在校内新建的宿舍楼里，一间宿舍五张双层床住十个人。宿舍离教室、食堂都很近，只有几分钟的路。我们每个班有一个中国助教，两个班一名俄语老师。老师都是苏联人，她们大多是在京工作的苏联人的夫人。我们的老师叫斯可别涅娃，她丈夫是塔斯社（也许是真理报）驻北京的记者。老师对我们十分友善，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同学们就和她建立起了亲切友好的关系。

　　学习是从33个俄语字母开始的。练习发音是一件很艰苦的事。那时候每天一大早，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都有人在练习发音，在他们的身边大多都摆放着一大杯子泡着胖大海的水。当然，这时候学习上的困难是根本不能和后来初到苏联时的困难相比的。

　　在俄专学习期间，还常有中央有关部门的人来做报告，给我们介绍国内外的有关情况。前后两位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和张闻天，也都来学校做过报告。我们还有一项任务，那就是要提高文化素养。这在当时，也可以说是一项政治任务吧。学校安排了一些讲座，请人讲解如何欣赏交响乐，古典音乐。

　　学校还组织大家学习交谊舞。下午空余时间，班上的文体委员就把大家赶到院子里，在大喇叭播放的音乐声中学跳舞。其实我们不少人也就是去凑个数，两个人抱在一起（当然不会是和女同学）有说有笑，横冲直撞一阵（我们戏称为开坦克车）了事。真正学会了点跳舞，那还是到了苏联以后。学校还组织一些有文艺特长的同学学习舞蹈、唱歌、变魔术等。这为到苏联以后，在开展联欢和我国的国庆活动时能够出些节目打下了基础。

　　大约是在春末夏初的时候，同学们被要求填报专业。教学楼长长的走廊里贴满了苏联高校各种专业的名称表，真是叫人目不暇接。许多专业在当时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陌生的，根本不知道那些专业究竟是干什么的。

　　出国前每人发了两大箱衣服，女生还发到了吊袜带

　　出国之前，我们每个人都发到了两大箱子衣物。这些东西，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冬到夏、应有尽有，真是全面极了，足够我们五年穿用的。有许多东西我们从来也没有穿用过，甚至也没有见过。同学们就分别把那些新鲜玩意儿拿出来和大家讨论。女同学们发的有一件东西，上面有一些像夹子一样的东西吊在那里，谁也说不上是干什么用的。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东西是吊袜带，用来吊长丝袜的。

　　出国前，中央首长一般都会接见留学生。1953年（我们上一批）是刘少奇同志接见的，他的讲话在我们入学后给我们传达过。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你们如果学习不好（也可能是说得三分）就自己打铺盖卷回来。”我们的欢送会是在天桥剧场举行的。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给我们讲了话。

　　踏上赴苏之路，国际列车上第一次吃西餐出了洋相

　　我们1954年这一批留学生（包括留学东欧的）比较多，所以是分批走的。我是1954年8月22日出发的，这天一早我们就被送到了前门火车站。在站台上集体做了广播体操，随后还有一个简单的欢送仪式。

　　9点50分，列车开出了前门火车站。24日下午五时许列车抵达满洲里。25日一早，接我们的苏联列车到了，这是一列临时拼凑起来的列车，没有餐车。列车员给我们送来的午餐是：面包、香肠和可可。列车到达赤塔，我们下车换车，便第一次踏上了苏联国土。在站台上，热情的苏联人走过来和我们说话，可我们一句也听不懂。这可是对我们俄语水平的一次实际检验。想起我们不久就要上课听讲，这样的俄语水平真是叫人有点担心。

　　在赤塔，列车挂上了餐车，我们便分批去用晚餐。我们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吃西餐，许多规矩都不懂，因而闹出了许多笑话。每一批吃好回到车厢的人，都要受到大家的盘问。吃的什么？怎么吃？这是问得最多的问题。他们的回答往往令人捧腹大笑。因为洋相出得太多了，当时大家真想编一本洋相集。还记得有个同学是这样的：因为不知道西餐是一道一道上的，见上来了一大盘子汤，桌子上有一盘子面包，以为这就是晚餐。谁知道在吃光了这些之后又上来了二道菜，虽然已经吃饱了，但是听说人家拿来的不吃光不礼貌，于是又吃了下去。后来又上了甜点、咖啡和水果，也只好再给吃光，最后是撑得捧着肚子回到车厢的。

　　车行数日后，不记得是在新西伯利亚还是斯维尔得洛夫斯克，大使馆的同志上了车。在行车途中，使馆的人在列车广播里宣布了每个人要上的学校和所学的专业。

　　来到了第聂伯罗彼德洛夫斯克，这是苏联英雄马特洛索夫的故乡

　　我被分到了第聂伯罗彼德洛夫斯克建筑工程学院机械系。这个城市的名字不算陌生，因为它是舍身炸碉堡的苏联英雄马特洛索夫的故乡。

　　列车于1954年9月2日上午8时10分到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我们开始搬着自己的箱子下车，苏联老太太看到女同学们也在自己搬箱子，就指责我们为什么叫姑娘们搬东西。这是我第一次见识了苏联老太太的厉害。

　　我们被安排住在了МЭИ（莫斯科动力学院）的宿舍，将要同校的同学在这里第一次见了面。9月7日下午5时许我们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前往学校所在地——第聂伯罗彼德洛夫斯克市（下面简称第城）。

　　我们学校创建于1930年，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学校。当我们入学时，应当说苏联那时也才刚刚恢复元气，在街上还能见到战争留下的残垣断壁。

　　学校占地面积很小，仅有一幢五、六层高的教学大楼。体育馆是一个老教堂改建的，只有一个篮球场大。学校只有两幢不大的学生宿舍，学校虽然不大、专业也不多，但是招的学生却不少。在我的印象里包括夜大学在内当时就有五千多学生。对我们来说印象深刻的是学校行政机构和人员的精简，就连校长办公室也只有秘书和校长二人。五六千人(连夜校和教工人员)的学校，管理人员竟能如此之少，靠的是学校有一套规范化的制度。什么时候干什么，由谁干，要达到什么要求，都不需要临时请示和研究，大家自己也心里有数，这大概是可以如此精简的主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