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万圣节前夜，在奥克兰是个云淡风轻、晴空万里的好日子。得益于新西兰南半球的地理位置和夏令时制，接近六点时分还是艳阳高照，适合户外活动。我们居住的社区是个villa群，单门独户的房子错落有致，彼此紧挨着，很符合华人们的居住风格。

　　七岁多的女儿五点多就跑到同学家去化妆，她准备了一大包衣物和化妆贴纸。用了半个多小时，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面目狰狞的“小巫婆”：穿上黑底的人体骨架装，灰色裙子，扎着灰黑相间的头巾，眼部涂白，嘴唇抹黑，脸上贴着“丑化”的裂纹。她的同学脸部造型也类似，戴上尖顶的巫婆帽。她们提上南瓜灯和小黑锅形状的容器去“讨糖”，女儿临出门还甩给她不到三岁的弟弟一件绛红色的披风，让弟弟披上跟在她们后面。

　　三个女孩子像风一样蹿出家门，在小区中东跑西窜，穿街（道）入院，不停地敲门叫嚷“讨糖”。门开了，映入眼帘的多是一张张头发花白、和蔼可亲的爷爷奶奶们的面孔，他们拎着装着各式糖果和巧克力的篮子或容器，满脸笑容地给孩子发糖，还用华语和孩子们打招呼。有个憨态可掬的老爷爷拿着手机拍孩子们抓糖的情形，正赶上外面的家长向屋里拍照，把老爷爷也照进去了，颇有点卞之琳的诗《断章》的意味——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万圣节户外“讨糖”也是个亲子时光。父母们跟在孩子后面，一方面照应他们的安全，一方面规范他们的行为，别让孩子们玩出格了。家长们是跟在后面的，也当是黄昏时分的散步。有的父母伉俪情深，手挽手走在街道上。还有的妈妈推着婴儿车，带着小Baby跟随。儿子的绛红披风格外惹眼，独自走在路边，一群年轻的妈妈围住他啧啧称赞：“看，是哪吒”“明年就流行这款（披风）”，可见中文动画电影《哪吒》的热播对华人世界的文化影响力，我也不由得暗自钦佩女儿make up的功力。

　　孩子们始终把握着“trick and treat”的节奏，家长们只能是“被迫”跟着孩子们走向社区里的每家每户，看着他们走进每个院子，敲响每一扇门。这些家长虽然是邻居，但是平时的交集也不多，正好趁孩子们“疯”的时候，彼此间交流熟识，聊聊家长里短和工作时事，这也成了社交的时刻和方式。在孩子们漫无目标地随意敲门中，平时互不关心和熟识的社区居民也不约而同地打开了“门”，融洽了社区邻里关系。这一天、这个时段，消弥了年龄、性别、肤色、种族的差别，社区马路上、房前屋后人头攒动，几乎所有人都在参与这个源自古欧洲、有着上千年传统的节日，大家都在感受孩子们的欢乐，所有人都回到了童年。

　　我不由地想起三十年前，我还生活在中国长江下游的一个偏僻村庄里，当时的我和现在的女儿年龄相仿。我在农历春节那天上午，和小伙伴们一起到同村的村民家去拜年，“爷爷奶奶伯伯大妈叔叔婶婶哥哥姐姐”等亲热地叫上一通，说上几句新春祝福的话，这时就会得到长辈们给的糖果糕点花生瓜子等。天寒地冻的早晨，有些爷爷奶奶躺在被窝里还没起床，你得走近他们的床前去“拜年”，这也是我童年过年时最喜欢的活动。而三十年后，在南半球的新西兰这样一个由各国移民组成的社区中，在这个晴朗的黄昏时分，我童年时代的欢乐在我的儿女们身上“复活”了，而我的童年也在这个异国他乡“回归”了。

　　美国媒体文化研究者、批判家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说，童年的诞生，是因为新的印刷媒介在儿童和成人之间强加了一些分界线，而在电视之类媒体的猛烈攻击下分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或许，在这个互联网普及和增强的时代，在南半球，在这个不同肤色人组成的社区，我们更需要放下手机，走到户外，追随着孩子们的脚步，去完成“坚持记住童年”这个“崇高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