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渐入“耳顺之年”，基本上与共和国同步成长，最大财富就是较早地体验了完整的人生，尝遍甜酸苦辣，阅尽悲欢离合。这种社会历练弥足珍贵。

　　1970年，我中学毕业，实际上只读了四年（那时没有初中、高中的概念）。记得有一次，我说：“如果有考大学的机会，我想念大学。”这句话当时惊动了校方，班主任老师把我当作一个“白专”典型在课堂上批评了一顿。好生奇怪，后来理解了，在那个封闭的年代，知识被贴上了“反动”的标签。毕业后，我在家“待分配”，一待就是四年。当时没有“失业”“待业”这类词，压根儿不会考虑将来干什么。

　　1978年，我参加了高考。说到高考，记得2009年公映了一部轰动全国的电影《高考1977》，复原了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情景。《电影画报》杂志向全国征文，主题是“我的高考”。在飞往以色列的出差途中，我感慨万千，思绪连绵，在电脑键盘上一口气敲打了2500多字，题为《高考·1977——前奏曲·圆梦曲》，讲述了改变我人生命运的那场考试。后来征文入选，还得了大奖，在首映式上走了红地毯。

　　居家蛰伏的那些岁月，我没有荒废学习。上世纪70年代初，上海率先推出了英语广播课程，各大新华书店的广播教材一下子售罄。学的第一句英语就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万岁！）我在征文中写到：“听众们念得既标准又响亮，而且满怀深情。”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无论历史怎么演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厥功至伟，彪炳史册。

　　广播英语后来又教了一句马克思的话：A foreign language is a weapon in the struggle of life.（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成千上万的外语自学者就是用这句名言激励自己不要放弃，其中当然也包括我。那些年，我与电台的老师保持通信，没有打字机，也没有电脑，全都是工工整整把一个个问题写在纸上，投进邮筒，向看不见的老师求教。痴迷外语到了上瘾的地步，没有功利可图，不计时间成本，完全是一种精神寄托。广播英语每天播放四次，早中晚各一次，第四次是在半夜，白天没搞清楚的课文，半夜再去复听。记得有一篇叫“The Cock Crow at Midnight”（半夜鸡叫）的课文，就是在午夜时分才把几个语法难点给弄明白了。后来学英语觉得还不过瘾，跟着电台课程又学了日语。1975年我进了“街道工厂”工作，白天没空，苦读外语就填充到晚上和周日的闲暇时段。

　　浸润着海派文化的上海人，跨文化交际的欲望特别强。在家自学之余，我经常到人民公园“英语角”操练口语，一旦发现老外听得懂我的只言片语，同时我也听得清他的洋腔词句，犹如地下党对上暗号，激动不已，动力倍增。当时的外语资料相当匮乏，隔三差五，我就一头扎进福州路旧书店和外文书店，搜寻价廉物美的原版书籍和词典。由于持之以恒，锲而不舍，我的英语水平迅速提升。有一件事情至今难忘。1975年越战结束后，我在Peking Review（《北京周报》）上看到英语版的一个公报，与中文版公报对照阅读，居然发现一个错误，译者将“否定之否定”的英语常用句式翻成了否定句，我当即写信给报社，没几天，编辑给我回了一封感谢信，顿时士气大振。

　　继1977年冬季各地自主命题高考，1978年7月20-22日，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录取率仅为7%）。七月流火，老天也激动得热血沸腾，气温蹿至37度。父亲给我吃了一大碗西瓜，泄泄火，生怕“走火”。考场里课桌间的过道上堆放着硕大的冰块，被圈在巢穴备战良久的斗牛们将在搏击中实现命运的转世。我报考的是英语专业……高考录取通知书发放的那天，单位党支书和团支书领着一帮人敲锣打鼓上门祝贺，在我家大门上张贴大红喜报，母亲以大白兔奶糖答谢。考上大学终于和参军、上山下乡，还有退休一样光荣了！领导找我谈话，郑重而热情，临别时问我需要组织上帮什么忙，我说没什么。后来叫人送了几张棉花券，钱还得自己出，买了一条5斤半的棉花胎，打点行装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高考是一个前奏曲，它意味着中国的春天到来了，改革开放一定会有大动作、大格局出现。果然，1978年12月18-22日，党中央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小平同志恢复高考的决定看似石破天惊，但其实是顺应规律，百废待兴的中国最缺的是人才！

　　41年前，同样有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决策深刻影响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航向。1978年6月2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小平同志在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一锤定音，自此掀起新时期留学大潮。

　　1986年，我迎来人生的又一场大考：公派留美考试。学校委托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出题并阅卷，开考后一看，仅是一道作文题，“Too many cooks spoil the broth”（厨子多了煮坏汤），规定写1200字。当年我还是个小助教，抱着“碰碰额骨头”的想法，不料，撞上大运，超常发挥。1988年，我被公派去了美国纽约大学。

　　建于1831年的纽约大学是一所赫赫有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学，被列为新常春藤大学之一，先后出现3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当时国家经济条件不好，单位就给我买了单程飞机票，凭借自己的努力，通过竞聘获得汉语课程客座教授一职，这样便可勉强维持在美国的留学生活。

　　留学对我而言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纽大对所有学生都是一视同仁，对留学生没有什么特别照顾和优惠政策。这是一段压力和动力并存的时光。留学期间，时常彻夜无法入睡，为了一次考试，或一个讨论，或一场演讲，费尽心思，比别人用功得多，毕竟我们是外国人，英语不是母语，那就得“呕心沥血，焚膏继晷”。

　　1991年，我以全A的成绩如期毕业，获得学位，打算让妻子来纽约参加毕业典礼，然后一起回国。当时女儿只有三岁，压根儿没想到美领馆签证官执意要我女儿与她母亲同行，说是孩子太小，单独留在家里不“人道”。于是，母女俩破天荒匆忙合拍一张照片、共享一本护照和签证，来到了纽约。不少同事、朋友和美国老师曾反复问我，是否想过留在美国工作和生活。我明确回答：没有！履行公派留学协议，确保两校合作项目能继续，仅此想法而已。选我汉语课的学生知道我要回国，觉得很意外。有一次在课堂上操练“难道不……”这个句型时，一个美国学生问我“陆老师，难道你不觉得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吗？”突如其来的发问，使我一愣，停顿了三五秒，我答道“只要生活充实，故乡的月亮最圆。”我故意用了前一节课教过的句型“只要……”，不仅温故知新，而且说出了心里话。作为公派留学生，学成报国，义无反顾。

　　我经历了这两场考试，改变了我的人生；祖国则经历了更多严峻的考验，甚至面临生死的挑战，她变得更加昌盛、强大。人生与国运紧密相连啊！高考使我明白，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靠的是人才，而人才的力量来自知识和精神。留学让我走出国门，开启心门，触摸到地球的脉动，看到了真实的世界，而中国的发展必须融入精彩的世界。

　　在新中国70周年华诞之际，我要对她说：无论出生何家，来自何方，留学何国，毕业何校，我们都是从中国大地出发，跳动的是一颗中国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