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快走完了它的五分之一，我们手上和身上有了越来越多的智能穿戴和使用设备，越来越多的产业与社会领域正在被人工智能与自动化技术所“赋能”——智能车间、无人驾驶、机器人医生……媒体与自媒体则无止无尽地高速喷涌新概念、转换新焦点，但在这些表面变化下面，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发生在人们身上。

　　作为大学教师，我越来越观察到的是：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人们的知识却正在被剥夺。法国思想家贝尔纳·斯蒂格勒甚至用“人工愚蠢”（artificial stupidity）来形容当代社会。大学课堂上，越来越多的学生无精打采，只因抖音刷到凌晨五点；网上的大V公开声称不再需要“费力”学习外语，只因“搞一支专业翻译团队就搞定了”；公路上的司机们会眼睁睁把车开进河里，只因GPS说保持直行……在全球层面上，一方面人们普遍在抱怨环境糟糕、空气污染，另一方面却肆意制造碳排放、无视垃圾分类，认为自己那一点“熵增”无足轻重，甚至“全球权力最大”的那位总统在推特上声称“‘全球变暖’这个概念是中国人编造出来以使得美国制造业不具竞争力”“纽约很冷，还在飘雪，我们需要全球变暖！”

　　这样的愚蠢，烙印着鲜明的时代记号。在2019年动画剧集《爱、死亡、机器人》中，当人类文明终结很久之后，有三个机器人探索一个废弃城市，最后得出如下结论：“他们只是通过成为一帮傻人而作死了自己”。我们不知道是否这就是结局，但当下的我们能看到这个变化：人类正在变傻。

　　愚蠢被催发，盖因知识被剥夺。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所分析的三大知识，在今天都正在被剥夺。第一种是“生产性知识”，亦即关于“工作”的知识。在当下时代，工作知识不断被自动化机器和人工智能所剥夺：无论你是一个优秀的工匠、医生、工程师还是棋手，机器都在不断加速地改写你的工作设置，乃至直接取代你。人工智能对社会全方位的“赋能”，就是工作知识的全方位边缘化。今天大学的“毕业季焦虑”，就是工作知识被剥夺的映射：无论你读哪个专业，你的“专业性”知识都快变得学而无用。

　　第二种是“实践性知识”，亦即人和人如何相处的知识。这个知识通常不被看到，但却是关于“生活”的知识，被亚里士多德视作重中之重。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也在迅速退化。以师生之间为例，少数老师做了很糟糕的事，但这个社会却在承受它的后果：师生之间相处的“实践性知识”被剥夺，从这几年老师和研究生之间的不信任案例就可看出。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去年有个女明星因婚姻中“敢作敢为”而获得一片赞赏，可是这种“霸气”不代表有智慧“面对”彼此相处问题。生活知识的被剥夺，导致今天的人越来越不知道如何与他人相处，以至于当下时代的一个关键词竟然是“撕”。各种撕裂以后，大家面对伤口也不知道如何去修复。没有了生活知识怎么办？反思太麻烦，“算法”很简单。比如恋爱失败，无须痛定思痛，手撕“渣男”后直接再上婚恋APP，它会用比你更了解你的“算法”帮忙找出下一个更适合的对象……

　　第三种是“理论性知识”。哲学、数学、理论物理学等等纯理论知识也许并不“实用”，但一旦被剥夺之后，你的多角度思考能力、分析能力也就被截断了。从大学教育来看，这几年报考学习理论知识的学生越来越少，哲学系、数学系等院系几乎门可罗雀，罗到的那些也多半是无奈被调剂过来的。大学毕业，并不意味着有知识和思考能力：大量高学历者连前文提到的“熵增”都不知道……

　　工作上笨手笨脚，生活中蠢到只会“撕”，头脑内无智可用——人工智能时代，人在全面变蠢。我们也许无法去微博或推特上怼倒“学外语无用论”或“全球变暖编造论”，但我们能理解，这是知识被剥夺的人说出来的话。哲学家艾维托·罗内尔早在她2002年的专著《愚蠢》中提出：人类可以发动一场针对毒品的战争，却无法发动一场针对愚蠢的战争，所以愚蠢无法被战胜。然而罗氏之论就算在理论上是对的，在实践中也是错的：选择眼睁睁地看着知识被愚蠢吞没，本身也是一种愚蠢。愚蠢就像不义（injustice），尽管不能彻底将之消除，但必须与之为战；一旦停止战斗，愚蠢就将统治一切。每一个拒绝变蠢的人都是这个时代的贡献者。而所谓的“别无它路”“没有别的替代方案”，这种思维本身就是“人工愚蠢”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个时代哲学家（philo-sopher，爱智者）能做什么？哲学家无法改变技术的加速发展，但哲学家们可以通过介入性-批判性的分析，去改变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socio-political effects）。这种介入性的爱智慧实践，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哲学家的“第十一论纲”：“哲学家们以往都仅仅是在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关键在于，去改变这个世界。”在人工智能时代，改变世界的出路绝不会是拒绝加速发展的技术、让一切回归到前人工智能的“生物算法”上。真正能够改变世界的实践，必然是哲学性的，亦即，需要实践者投入自身的智能。首先，追问和思考如下问题：我们能用加速发展的技术，产生出怎样的新知识来？进而，在新知识的基础上，不断激进地、加速地更新既有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建制。这种哲学性实践（爱智者的实践），才是唯一能同“人工愚蠢”展开真正有效斗争的贡献性实践。而作为大学教师，上出包含知识洞见的课，写出能引人思考的分析性文章，就是抗拒“人工愚蠢”的、微小但硬核的“负熵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