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上海解放七十周年，我在朋友处聆听到一位解放上海的功臣——蒋子英先生的事迹，深为感动。蒋先生劝降杨树浦国民党守军，保住杨树浦电厂、水厂、煤气厂，使上海解放攻克最后一个堡垒，兵不血刃，不费一枪一炮——这么重要的历史瞬间，这么重大的历史功绩，现在却少有提及，网上有一些记载，也语焉不详，甚至有错讹。我愿以绵薄之力，写下这位值得人们特别是上海人民尊敬、咏志、视作人生榜样的老先生之二三事，以此纪念新上海的七十寿辰，也让与新上海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自己，过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七十岁大生日。

　　机遇巧合，日前，我有机会与蒋子英之子蒋任刚先生会面。今年虚岁八十的任刚先生，日前摔跤跌伤了腿，正在住院。他在病床上向我回忆了自己父亲生前的几件事。

　　1949年5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上海市区发起总攻。25日上午，苏州河以南地区全部解放，以北却还在国民党军队手里。26日，新上海第一任市长陈毅元帅进城接管上海。听说在解放军涉河北进、包抄敌军、敌首刘昌义投诚、北火车站以西都解放了之后，军长聂凤智还是“睡不着觉”，就到27军军部来视察。原来，负责外白渡桥至复兴岛一线防务的，是国民党230师“青年军”，代师长姓许名照，带领8000名官兵据守杨树浦电厂等处。陈毅听说了许照之名，反应极快地说：“你们赶快找找蒋子英的下落，他一直住在上海，过去在国民党陆军大学任过教授，许照是他很得意的门生。”这段情节，我们至今尚能从电影《开国大典》中看到。

　　聂凤智的电话直接打到懿园，蒋子英接过电话，听到“我是27军军长聂凤智”，子英先生马上说：“我们欢迎，我们欢迎。”问清原委，他一口答应道：“没问题，我一定尽力而为。”随即，蒋子英被聂凤智部下接到了位于现在人民公园附近的解放军27军总部，见到了聂凤智军长和79师师长萧镜海。几人详细交谈后，萧镜海换上便衣，与蒋子英等人坐上一辆吉普车，就向北进发。

　　外滩外白渡桥一带，还是枪林弹雨、炮声隆隆。他们在危险地段打出白旗，穿过火线，来到国民党230师师部，找到代师长许照，进行了整整半天的劝说，纵论局势、分析利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许照终于同意放下武器，并拆除杨树浦三家工厂（水厂、电厂、煤气厂）地下所埋的炸药，举起义旗，使得大上海得以完整地、敞亮地回到了人民的手里。由于水电煤没有毁坏，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没有瘫痪，上海人民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苏州河南北的电话也一直是通畅的。

　　解放上海的最后一座堡垒，就这么攻克了。这是大上海的幸事、上海人民的幸事、伟大祖国的幸事。可惜，由于父亲蒋子英为人低调，没怎么跟子女家人详细说过这段经历，蒋任刚先生的叙述也只能如此缺乏细节了。好在其基本面貌，后人还能从《红旗飘飘》《民革与新中国》等书和电影《开国大典》里获得印象。聂凤智军长于1979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文章《纪念上海解放三十周年》，亦可参考。

　　我问蒋任刚先生，网上有一条资料说：蒋子英“接电话后，很配合地拨通学生许照的电话，进行劝降”，到底是在电话里劝的，还是到现场劝的？任刚先生说：“绝对是到现场，与许照面对面地劝说的，网上写错了。”

　　我阅读了任刚先生写的《家父蒋子英简历》，虽则是寥寥数行，却也让我豁然开朗：蒋子英先生之所以能成为解放上海的功臣，由来有自。他的一生，堪称革命者的一生。

　　蒋子英先生1901年生于素有“教授之城”之称的江苏宜兴，家里只有三亩地，种植桃树为生，十分贫寒。他是家里的第八个孩子，上面七个都没成活，因此他成了家中长子。蒋家寄希望于这个大儿子，从小就送他去宗祠私塾读书，所以蒋先生的国学底子很好。后来时兴新式学堂，蒋子英也跟随其他几个富家子弟，进过常州、上海的新学。同行的三四个同学，有的英语好，有的数学强，蒋子英则是国文好，文章写得漂亮，就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后来，他想上大学继续深造，家里父母不同意：靠种桃子和经营一家小糖果店，一大家子人能吃饱饭就不容易了，哪里还上得起大学？蒋子英知道严父之关难过，就先与母亲横说竖说、软说硬说，终于说动了母亲的心，悄悄拉他到最后一间暗房，掀开床板，但见床板底下有十几只小甏，母亲摸出其中一只，从甏口伸进手去，捞出一卷布包，打开，里面是11块大洋，是全家所有的积蓄。母亲千叮万嘱不要让父亲及弟妹知道，不要乱花钱，要好好学习，蒋子英噢噢应答。

　　蒋子英怀揣着家人省吃俭用省下的11块大洋，学习复习更加努力。这一年，他一共报考了三所学校：之江大学、沪江大学、厦门大学，结果都录取了，三所学校中数厦门大学学费最低，故他最后选择了厦大。那时候上海到厦门坐船要四、五天，可谓迢迢远道。他从十六铺码头上船时即花了三块大洋，从一个宁波摊贩处买下一捆咸黄鱼鲞。船上只提供白饭，他黄鱼鲞就米饭吃了一路。他有意于暑假前去厦大，就是想看看有些什么活儿可干，挣点钱好凑学费。他看到假期中的校园里正在举办各种补习班、预科班，就毛遂自荐上起了国文课，教作文、教书法，“没有讲课费也行，只要有口饭吃。”就这样，他没当学生就先当起了小先生。等到开学，一数，钱还是不够交学费。好在已与校方工作人员混熟，继续让他在学校兼职，以代一部分学费。而生活，还是继续白饭加咸鱼干。

　　笔者知青出身，走上学习成才之路、最后当上大学教授，自以为其间的坎坷曲折，前不见古人。如今与前辈一比，小巫见大巫了。前辈学人蒋子英的求学之路，应当是我们今日书生群体的榜样。

　　由于国文底子好，写作出笔快，蒋子英一入学就担任了学生会宣传委员。入学后，正赶上进步师生反对学校封建专制教育的学潮，这就是著名的厦门大学风潮事件，鲁迅先生的文章里也有提及。在欧元怀教授的带领下，蒋子英和他志同道合的同学们参与了整个运动，最后，他们师生多人被校方开除。可以说，欧元怀是蒋子英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欧元怀是同盟会元老，著名教育家，曾留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被厦大开除后，他带领一部分师生来到上海，筹建了大夏大学，并出任校长。参与学校筹建的蒋子英成为了本校文学院的第一届学生，并继续参加学生会工作，主持编辑校刊《大夏周刊》。

　　采访记录的时候，我问是厦门的厦么？任刚先生答是夏天的夏，说“大夏”之名有振兴华夏民族的含义。我问那就是华东师大的前身？“对喽！”任刚先生笑答。当然，“厦”“夏”同音，新学校的名称也标示了从厦门大学的嬗变关系。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大夏大学作为“学联”的重要力量，组织参与了示威游行，抗议日本资本家的罪孽，与工人及劳动大众肩并肩，掀起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运动”。蒋子英是其间的一名积极分子，他以《大夏周刊》作为阵地，及时并大量地报道了“五卅”运动动态，起到了很好的动员和鼓舞作用。

　　其间，蒋子英还与倪文亚、黄季陆等人筹建“建国学校”，作为宣传反军阀、迎北伐的桥头堡。蒋子英参加国民党后，在上海市党部的领导下工作。其时，正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期间，上海市党部负责人，一位是恽代英（中共早期领袖之一），一位是黄季陆。北伐成功后，1927年初，蒋子英被任命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特派员兼农工部部长，被派往苏州工作。三个月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清党”，蒋子英持反对态度，不仅如此，他就利用自己的身份之便，力所能及地救助且放走包括熊天荆在内的多名共产党员。他自己则选择了辞职，走上了留学欧美的人生道路。他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读法学，法国巴黎大学读政治学，获法学硕士、政治学博士学位。1936年回国，任北京朝阳大学教务长。也在此时，蒋子英结识了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北京女子许玉珍，两人不久成婚。

　　抗战爆发后，蒋子英到陪都重庆参加抗日，先后在国民政府立法院任专员、国际问题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在当时的欧美同学会及法比瑞同学会任理事，同时在几所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蒋子英回到南京，随即定居上海。1947年后，在王昆仑同志的影响教导下，蒋子英参与秘密组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分会（时称“民革上海临时分会”）的工作，任政治委员会委员。他与南京民革负责人夏琒英、上海民革的武和轩等爱国人士联系交往颇多，进行着最终打倒蒋家王朝、迎接解放的工作。

　　由此看来，蒋子英先生之所以能在解放上海的历史关头作出正确选择，为祖国、为人民建功立业，成为上海解放这一历史丰碑上关键人物，不是偶然的，是他革命人生的一个延续，是他个人成长史走到48岁这个时间节点的一个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