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两度留日、历时八年，攻读过经营法学、环境教育学两门不“搭界”的学科，从事过翻译研究，在留学生中可算是一朵奇葩吧。

　　1988年3月，首度留日。那时，西方现代化生活方式已经影响日本，商店改成了清一色的敞开式货架，便利店和大小超市星罗棋布。通常这些超市门口都放有好些形状各异、色彩悦目的垃圾箱，分为可燃垃圾箱、非燃垃圾箱、可回收物的纸盒箱、塑料瓶箱、易拉罐箱、玻璃瓶箱、生料玻璃瓶箱。

　　某日放学回公寓的路上，同行的留学生仰脖喝完可乐后，习惯性地将易拉罐扔在了地上，我示意他应该扔在垃圾箱里，他颇有点委屈：“日本沿街根本找不到垃圾箱，多不方便啊！”这时，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只见一位日本大娘手上拿着刚刚丢弃的那个易拉罐，笑盈盈地跑来对我们说道：“喔嗒咕（您）喝完的易拉罐，可以放入大小超市门口或自动售货机旁的可回收物箱里，也可以带回家。”同行留学生仍不服气，正说着，走来一位日本友人，了解情况后告诉我们：“沿街放垃圾箱弊病很多：孳生污染、有损街景、染上陋习、浪费资源、耗费税金。”他还说：“多走几步路，放入超市可回收物箱或者带回家，只不过是举手之劳，劳动光荣啊！时刻想到不给人添麻烦，既可净化灵魂，还可降低垃圾分类成本，变二次污染为有用资源，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当晚，我彻夜难眠，润物细无声，那位日本友人语重心长的教诲，总在我耳边鸣响。

　　当时，我寄宿在新宿原町公寓，垃圾都由房东日本大娘分类。她曾告诉我：“根据规定，每天只能将一类垃圾拿到提交点，周一三五提交包括餐厨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周二提交非燃垃圾，周四、六提交可回收物，周日提交包括有危险物与建筑装修余物在内的笨重家电家具大件。不过，必须于每月15日事先申请，而后由物业法人通知厂家或专业店在指定周日上门搬运，所有费用都由申请人自费。那里的垃圾房仅在早晨5-8点半开放，过时不候。”我问大娘，为什么要这么早送交垃圾？她说，九点过后交通警察禁止环卫车在道路上通行。

　　日本的垃圾房很“简陋”，由几根灰黑的棍棒和网绳搭建，没有房顶，没有铁锁，孤零零地杵在空地上。居民们井然有序，把装有垃圾的降解袋放入垃圾房。一些上了年龄的居民并不是马上离开，而是目送环卫车远去。我很好奇，日本大娘说：“生活垃圾的前身是人类的好友，在即将焚埋变成灰尘回归土壤前，要还干净于它们，送上一程。”我愣了半天不解其意，直到再度留学时才恍然大悟。

　　2000年3月，我考取了日本青森大学环境研究生院，寄宿在首度留学导师、当时已升任青森中央学院大学副校长的酒井甫教授家。他每周有三天住东京，我自然挑起垃圾分类和提交的重担。记得入住那天是周日，翌日周一早晨六点我起了个大早，兴冲冲地提着装有餐厨垃圾的降解袋（价格不菲，酒井教授买好的）朝垃圾房走去。但来到跟前，却见铁将军把门。问询物业才知我之前获悉的已是老黄历，现行规定每周二、五提交含餐厨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八次；非燃垃圾每月只可提交两次；可回收物每月只可提交六次；有危险物在内的大件垃圾，每月十五日提出申请，由指定企业按指定日上门搬运。而且规定每次提交垃圾1000克，最好减量200克。时过境迁，日本对垃圾分类愈发严苛。

　　那天，我只好提着这袋垃圾返回。偏偏当晚喝了点啤酒，第二天早晨8点才醒，又一次错过了投放时间，这袋垃圾开始散发出刺鼻的异味。晚上，几个留学生来家里作客，无奈异味难闻，没聊片刻便散了。谁知入睡后忽听见敲门声，一开门见两位陌生的日本大娘站在门外，原来是町内会成员（相当于我国的居委会，没有薪酬的志愿者），其中一位大娘出示那只异味刺鼻的垃圾袋，问：“这垃圾袋是您遗忘在停车场的吧？”我的脑袋嗡地一声，竟哑口无言，想必是晚上来访的哪位留学生“见义勇为”，“好心”带走的。那一刻，我多么希望脚下有个地洞可钻。见我半晌无语，那位日本大娘说：“要是嫌有异味，那我拿回家放冰箱里，等到下周二替你放入垃圾房。”她们彬彬有礼地走了，我却杵在门口许久没有缓过神来。

　　第二天师母回来了。她显然是知道了此事，想必是町内会的传阅板或日本大娘通报的缘故。不过，师母没有责备，只是叮嘱我：“超市购物时附送的塑料袋不要弄脏，脏了要洗净晾干折叠好，按时作为非燃垃圾提交；包括餐厨垃圾在内的可燃垃圾要是忘了提交，可密封后放入冰箱；牛奶纸盒也要剪开洗净，易拉罐和矿泉水瓶都要踩扁，与玻璃瓶一起拿到阳台吹干，所有瓶盖提交时都要放入指定的容器；报刊杂志都要叠齐，用纸带捆扎提交”。吃饭时还说，洗碗少用洗洁剂，以免污染地下水。那晚，酒井甫教授夫妇戴着老光镜，小心翼翼地将大堆信封和快递箱上的塑料窗、塑封胶带拆下来，用纸带扎好。

　　从那以后，我把日历贴在冰箱门上，牢记垃圾投放的时间。回国多年，日历贴冰箱的癖好还是没改。每当面对那张日历，邻国植入骨髓的垃圾分类那点事总在眼前一幕幕闪现，总觉得自己也从一朵留学奇葩变成了垃圾分类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