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这几年中国城市规划理念逐步科学化和更加人文化的发展历程，充分感觉到我们国家不但在规划思想上达到了国际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走进了世界最前列，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在具体行动中正在把这些规划理想化为了现实并且建成为示范，今天的雄安新区规划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佐证。

　　2016年2月22日见于报端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突破性地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陡然间使“拆围墙”的民间提法跃然纸上，大家表面上议论的是“拆围墙”，其实从根本上议论的是我们未来的城市空间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在今天的百姓生活中，大家已经习惯了围合的空间形式，习惯了新区或开发区旧有的大马路和大广场，耳濡目染得多了自然也就习以为常了。走在城市的大街上，充斥眼帘的有太多“围”的规划和“宽”的街道范式，上一轮中国高速发展背景下的街区大都如此。所有这些划定从土地围合中的小环境来讲，确实安全和舒适了；但是，从土地的社会价值来讲，它独断地限定了自然的公许，也就人为地滋生了损伤城市公共利益的隐患。密闭着的是显性的土地空间，浪费的是大而不适马路的土地资源，而隔离着的或许就是人们公平地享受公共空间的权利，这或许就是上述国家系列政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度考量。

　　在奔走各地忙碌规划设计的实践中，我曾看到过诸多“围墙”和“宽路”的案例：某大型企业拥有着大规模的办公生活区，它大面积地占据了本就不大县域的一大片优质空间，围墙里是一派鲜花锦簇和绿树如茵，围墙外是急需改造的城中村或者危棚简屋，超大的占地面积使城市道路系统在这里失去了应有的顺畅，也给未来城市更新发展带来了极大阻碍，这样的围合犹若城市的“漂亮补丁”，规划者所有的城市再创造再努力都要想办法避开它，久而久之就成了现实中许多司空见惯般“生米做成熟饭”的城市空间。作为城市规划者，我们始终在思考这样的问题：既有的习以为常一定就是合规合理的吗？

　　回顾我们的社会发展历史，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有形和无形的“围墙”式桎梏——其实本没有墙，只是围的多了，便也真成了墙。

　　封闭势必产生坐井观天，井中之蛙必然产生妄自尊大的思维惰性，堵塞了交流的公共空间就会失去思想碰撞的智慧火花。曾经的“围墙”式封闭思维和注重大马路忽略小街巷的规划带给我们的城市面貌就是紧绷的城市，缺少喘息的开敞空间，所有的人和车都被挤压到仅有的大马路上，起到毛细血管作用的疏散空间要么被忽略，要么就是被一圈圈围墙所割裂，城市就像是得了高血压症的病人，气血瘀滞，活力殆尽。

　　纵观西方城市空间和建筑空间的发展现实，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开放空间的案列，公和私的空间利益平衡既得法又得体，老百姓可以自由地享受城市空间的畅通和开阔。例如位于伦敦塔桥旁边的伦敦市政厅建筑，并没有像我们的政府办公楼一样用围墙圈成一个大院式的规划，而是将建筑直接至于城市空间中，没有围墙、没有大门，市民可以随意抚摸心中的城市圣殿。市政厅大楼的一层和二层完全对社会开放，地下一层的下沉式广场更是市民品茶聚会的开放空间，建筑和民众完全融为一体，开放的是空间和思想，拉近的则是政府和市民的距离。更为精彩的是，任何人还可以旁听市政厅的议事会议，会议主题、参加主体、讨论进程……所有的入口都有免费发放的资料，随意索取，一切完全公开透明。有旁听意愿者只需在一楼经过安检程序，拿着会议程序文件走上三楼，在玻璃围绕的会场外静听即可，随时了解发言者的观点，政务公开绝对做到了极致。

　　把私密空间退缩到最该私密的地方，而把公共空间放大到应该放大的极限，这才是当代中国城市规划主题思想的精神所在。公共空间做加法，私人或单位组织的空间做减法，是政策通体的大方略和总目标，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城市的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有过“破墙开店”的城市发展阶段，无商不富的理念促进了当时的社会发展，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洪流的一次思想解放，从今天社会的累累硕果，我们已经看到了二十多年前那场思想解放的深远意义。今天的“拆墙拓空”和“窄马路密路网”像曾经的“破墙开店”一样，同样具有划时代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已有城市空间的“拆围墙”做起，从新建城市空间的窄马路密路网做起，彻底杜绝曾经的新官上任头把火就是“拓宽马路”的落后和狭隘的城市建设思维，给我们的城市创造更加科学、更加宜人、更加合理和更加开放的空间形态，让中国的城市规划“酷”起来。

　　（作者：上海宜吾规划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