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美同学会一百余年的历史中，五四时期的欧美同学会历史，很值得关注。以胡适、蒋梦麟、郭秉文为代表的留美学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扮演领导角色，开启了一个新时代。1922年，梁启超在谈到留学生对中国的文化贡献时指出：“新近回国的留学生涌现出一些杰出人才，他们凭借自己的勇气开展了一场彻底的革命运动。因此，最近这两三年，才显出一个新的时代。”梁启超这里所说的“最近这两三年”，就是本文所讨论的五四运动时期。胡适之所以能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显然不能完全归功于他个人的能力与才气，而是与他所依托的社团组织——欧美同学会有密切关系。

　　走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古语云，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深深地刺痛了中国人的心。一时之间，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被调动起来，“爱国主义压倒了党派主义”“中国人万众一心地抵制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在其后的几年内，归国的留学生日益增加，欧美同学会的势力也与日俱增。1917年初，当在欧洲留学多年的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北京大学很快成为欧美同学会在国内开展活动的重要平台。

　　蔡元培是欧美同学会的重要领导者，他执掌北大期间，招贤纳士，把许多进步知识分子聚集在北大，将北大变成发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1917年1月13日，北京教育部根据蔡元培的呈请，任命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到北大任职后，将他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社从上海迁到北京。同月，陈独秀向蔡元培推荐留美学生胡适来北大任教，陈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同年9月，胡适到北京大学任教。

　　陈独秀、胡适依靠《新青年》杂志，鼓吹新文化运动，风生水起。蔡元培虽“是翰林出身的宿儒，但是他在德国也学过一段时期的哲学，所以也是位受过新时代训练的学者，是位极能接受新意见新思想的现代人物”。用胡适的话说，蔡元培“是一位伟大的领袖，对文学革命发生兴趣，并以他本人的声望来加以维护”。于是，北京大学自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动者大都是欧美同学会的核心成员。

　　时局宣言书引瞩目

　　在五四运动前夕，受时局的感染，欧美同学会积极参与政治，发表政治主张。1919年4月5日、6日，欧美同学会在清华校园召开第二次年会，做出两项重要决定：第一是组织“社会服务团”；第二是发表“时局宣言书”。欧美同学会的这份时局宣言引起社会各界的瞩目，被视为“近今极可注意的事”。

　　在时人的固有印象中，欧美同学会原本对政治持消极的态度，如时论所言，欧美同学会过去“对于国中政局，向持被动的态度，没有积极的主张”。现在，欧美同学会却一反常态，发表时局宣言，提出“六条主张”。其中第一条最为引人瞩目，就是“废除督军，禁止武人干政”。这一政治主张的提出，实际是在公开反对皖系军阀的穷兵黩武政策。

　　1919年5月3日，欧美同学会代表吴赉熙谒见英美两国驻华公使，陈述欧美同学会的政治主张；次日，欧美同学会在石达子庙会所开会讨论山东问题。5月4日，三百余名欧美留学生在石达子庙会所召开会议，此次会议由总统府顾问吴赉熙主持，议决四事：一、电巴黎四强国（英法美意）请其主持公道；二、电议和专使于丧失权利之条件拒绝签字；三、五月七日集各校学生往公使馆请求将意见电达各国政府；四、电上海和会请速谋议和签字，以便一致对外。

　　敢于为民请命

　　“五四事件”发生之后，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宠惠与研究系要人汪大燮、林长民一起请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5月5日下午，汪大燮领衔向徐世昌总统递交公呈，请将学生释放，其中王宠惠和林长民二氏“奔走尤力”。当晚，汪大燮、王宠惠和林长民三人联名呈请京师警察厅，请予保释。这都是欧美同学会声援五四运动，敢于为民请命的进步立场表现。

　　5月7日，王宠惠在欧美同学会会所主持有200余人参加的会议，决定委派王宠惠、伍连德、吴赉熙、罗文干等12名代表赴英、法、意公使馆，递交“山东问题意见书”，陈述国人决心。欧美同学会所提“山东问题意见书”，其基本意见是：（一）现时日本独任委托之职务，应改由五国共设委员会管理之。（二）战时日本所要求之条约，应完全取消。（三）五国委员会在管理期内，于最后解决时，应指定一条，即将德国前有之山东权利，及日本在山东所有增加权利，交还中国。

　　在山东问题交涉上，欧美同学会试图利用美日在华矛盾，以期获得美国的支持。此种想法无可厚非，确实代表着中国知识界的一般看法。比如，北京学生界曾致书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表示：“贵国如保持民族之独立，与人类之公权，及世界和平之局而战，一九一七年一月十日协约国美国公使公牒，吾人对之表无上之钦爱与同情，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吾人念贵国与我中国素敦睦谊，为此直率陈词，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与本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欧美同学会以及学生界期望美国政府能够在山东问题上主持正义，抵制日本侵略，本是他们爱国情感的自然流露，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正义呼声，但是日本侵略者不愿意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将这一行动诬蔑为“亲美派”与“亲日派”的派系之争。5月12日，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在给上原参谋总长的电文中写道，“此次学生暴行的原因是朝野欧美留学生出身的人利用山东问题，夺取亲日派势力。而且，在中国的英美人频繁的指导舆论界，鼓吹排日思想，直接或间接的助长了反日派的气势，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当然，五四运动中确实存在派系之争，诸如新交通系与研究系的矛盾，直系与皖系的冲突，但是欧美同学会毕竟不是纯粹的政治团体，故而日方将欧美同学会的爱国行为与其他派系之争混为一谈，显然是不妥的。如果说安福系、交通系、皖系等北洋政治团体是以维护其狭隘的“党派利益”为目标，那么欧美同学会则是以“国家利益”为重，把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国家利益至上

　　五四运动爆发后，徐世昌总统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终于在6月10日罢免了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官职。亲日派是皖系军阀的左膀右臂，是其赖以获得日本财政援助的主要联络人。亲日派高官被免职，自然是皖系军阀的重大政治损失。不过，皖系军阀凭借其武力优势仍然掌控北京政府的人事主导权。故而，当时外界盛传皖系军阀领袖段祺瑞“又欲出山，以先任总理，再升至总统为目的”。段祺瑞若“出山”，便意味着亲日派势力的“东山再起”，这是反日者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在彼时，“反段”就是“反日”，而“反日”就是爱国的政治逻辑下，欧美同学会自然也是遵循这个原则参与反日爱国运动。

　　在反对皖系军阀上，美国在华侨民与欧美同学会的立场是一致的。1919年6月26日，上海欧美同学会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北京现内阁辞职，恢复旧国会”。欧美同学会关于“恢复旧国会”的主张，就是在否认皖系军阀的傀儡“安福国会”的合法性，故而此种主张的提出触犯了皖系军阀的核心利益。

　　欧美同学会旗帜鲜明地反对皖系军阀，符合美国在华侨民的利益诉求，故而引起美国在华势力的密切关注。1919年6月12日，美国驻沪总领事萨门斯（Thomas Summons）在给美国驻京公使芮恩施的信中汇报欧美同学会在上海的组织情况。他说：“上海欧美同学会是由美、英、法等国留学生代表最近召开的一次大会的产物。此次会议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会所举行。事实上，这个新的学生组织是由留美学生活动的结果。其宗旨是从事慈善活动，为中国谋福利，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实际上，欧美同学会反对皖系军阀，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山东主权，乃是民族意识觉醒的自然产物，其在五四时期所发出的捍卫中国主权的呼声确实显得弥足珍贵，代表着现代中国觉醒过程中的一股不可忽视的理性力量。

　　简言之，1913年成立的欧美同学会是归国留学生在民国初年创立的一个新型的社会团体，它整合了留学生的社会关系与国际网络，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权力和文化资源。欧美同学会从一个专业性的、交谊性的社会团体发展成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鲜明国家利益观念的爱国团体，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个重要契机。

　　作为具有国际视野的爱国团体，欧美同学会深知“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完整”对于中国复兴的巨大意义，故而该会在五四时期为宣扬爱国主义，捍卫国家主权，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并垂范后世。历史不会忘记，欧美同学会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

　　（作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本文节选于《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