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假回来有3个多月，马德里的旅行文章写了不少，可巴黎的，却一直没动笔。并非不愿，只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气氛、合适的味道、合适的心情……不去做的理由有很多，而想去做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那一刻，我想去记录下。

　　我想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热情总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热情之源。于我，可能是五年前的上海，或者，记忆里的巴黎——我想来是把一半的情感存在这样一个地方，也许因为一条塞纳河荡漾起春的轻皱与秋的薄霜，也许是因为杂糅着梦境与乌托邦。

　　总而言之，“念及巴黎”是一件极私人的事，不受控制地选择任意一个时间开始，然后沉浸在其中。人的情感，我总觉得是一个容量不同而有限的能量源，耗散的地方越多，就越稀薄。日常里人们蓄着，事实证明，这种打开闸口的诱因会有很多，比如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一场午夜场电影，或者在多雨的上海初春，窗外的雨声——11月的巴黎也多雨。

　　多雨的巴黎街巷并不积水，反倒是因为雨水的冲刷，街面干净，空气清冷。就像是洗了脸的素颜美人，卸下一些铅华。从巴黎去马德里的前一天晚上，倪叔盛情，在杜丽公园边的威斯汀酒店餐厅给我饯行。

　　连廊外，稠密的雨丝在车灯前若隐若现，街面的色彩变幻莫测，就像刚从蓬皮杜看完的康定斯基。在不以本真为异的巴黎，她美得五彩纷呈。我在想，若有人要去找一处绝美的巴黎，我断会建议，寻一个雨夜，穿过古老的街道……这样，巴黎会沿着雨水润到你的记忆，在往后的岁月里，倒映出追寻的模样。

　　走进金碧辉煌的前厅，以Henri Salvador的名曲《Jardin Dhiver》命名的餐厅雅致温馨，自在而惬意。幽微的灯光不知是不是有意模仿着旧日烛火的明度，在昏黄里，刀叉餐具镀上了一层瑰丽的色泽，就像所有美好的回忆总是会带着暖色一样。十年前受惠于他们夫妇，我那段迄今珍藏的“云上的日子”在铁塔脚下的老公寓里，清浅明亮——阳光好的清晨，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窗台上的铃兰花；春风拂面的三月，可以到铁塔脚边的小池塘，看游来游去的小灰鸭。又或者在四月的周日上午，去不远处的超市买几包零食，夹着一份费加罗报，坐在长凳上悠闲惬意地喂咕咕叫的胖鸽子……

　　巴黎顶级酒店的餐厅美味不言而喻，而更为受教的自然是倪叔深刻而思辨的谈话。他从外企高管到政府高官，也许是我目力之所及中，难以企及的海外华人标杆，然而仅仅是职阶的高低，在一个深受巴黎精神影响的人看来，未必是让人尊敬的必然原因。至少我认为，倪叔受人尊敬的原因除了精深的专业背景和崇高的社团威望外，还有他个人在思考层面的理性——而这些亦是在和当地人打交道的时候，感到最有魅力的地方。

　　在这座城，有许多让人着迷或者厌恶的地方，她的优点会瞬间变成缺点，反之亦如是。我常在想，如果不是因为认识了这些生活在巴黎的人们，我对于巴黎会是一个怎样的态度——但毋庸置疑，我迷恋着的巴黎，有着那种丰富而包容的胸襟。

　　法语里，几乎所有单词都有一个特定的性，而巴黎，同时可以用阴性与阳性。巴黎包容着一切，她既不拒绝落魄的梵高，也不刁难船员的探戈，她让时代里最美好的与最丑恶的同时涌出，或者自由地找到一个温度相互融合——还有一些一时无法被环境理解认识的现象可能在那时候被定义为“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渐渐看出了美的一面。迷人的巴黎就像咖啡馆里的服务员，她不急着去催顾客做决定，而正当人也许感到漫长的时候，又会适时地带着明媚的容颜来到你身边。那些新生事物的最终评价，则像来自巴黎的丹纳说的，接受时代的修正，慢慢归于久长之中。巴黎自己用最开放的姿态，允许一切迸发。

　　前些天看了法国新片《开战》，视角对准了法国的工人阶级与“罢工”始末。法国人高考要考哲学这件事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经过多年宣传，渐渐成为公共信息。而这种训练的直接结果就是：工人阶层中一些人与资本家之间并没有阶级的鸿沟。这些人，他们像普通人一样生活，却也有一些人思考着与日常生活无关，与更多人利益相关的事情——比如什么是权利，什么是平等，什么是自由……他们用眼睛观察，按逻辑思考——而不是纯粹被感性所支配。虽然这不是说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人，也不是说巴黎的工人阶层都有这样的勇气与理性。但巴黎却事实上成为一个精神符号，让人追随。

　　在日本，有一个叫作“巴黎综合征”的病症，说的是日本人疯狂迷恋巴黎，但是当他们真的到了，却被脏乱差的巴黎深深伤害了——光鲜明艳的美人，要去爱她，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饱经风霜的面庞里，那个自由的灵魂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异曲同工，惹人深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