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座美国大学里都有一个和中国有关的社团，最常见的是“全球连锁”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在我读本科时，我们学校（乔治敦大学）的学联主要针对研究生，而中国学生联盟（下称“联盟”）则囊括了本科的大量美籍华裔生和逐年增加的中国留学生，此外还有一些对中国、中文感兴趣的非华人学生。

　　不过，华裔和留学生间的文化差异，往往会被这样的“亲密接触”放大。美籍华裔同学大都对中国兴趣不大，更在意的是亚裔在白人主流社会中如何突围，对中国的印象常停留在新闻里的“威胁论”、父母辈的保守和对东方文化的猎奇。而刚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则更多是想借组织取个暖，在异国的校园找一小方熟悉的基地，同时凭“中国”的身份表达一下存在感，于是，大家对那些“不懂中国的美国人”把持着唯一的社交和发声渠道自然是颇有微词。

　　在联盟闹一场“革命”——似乎每年都会有中国留学生起这样的念头，我则是在大一下半学期时萌生此念。

　　早先在联盟旗下开读书会宣传中国文化的想法因为和华裔同学的“文化差异”而落空，我便趁学年末换届之时参加了联盟选举，计划打入内部，让这个名叫“中国学生联盟”的组织呈现出一个真正的、我来自的中国，而不是那些华裔同学想象中的、父母辈的中国。

　　好几个华裔学长学姐表示被我那“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演讲打动，在团队里给了我一个位置，职责是在学校的“有色学生联盟”中代表华人学生。然而，这个“有色学生联盟”针对的主要是少数族裔的美国公民，而我这个国际学生对华裔同学的诉求仍难完全把握。

　　在“有色”学生堆里打了半年酱油，我从其他学校搞的“全球中国联结”（GCC）中找到了灵感。那是当时很流行的一个全球学生组织，聚焦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其中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本科留学生。这样便能把中国留学生和华裔学生区分开来，我们不再被并不了解中国的华裔同学代表，也无需把我们的想法强加到他们头上。

　　我找到此前就试过在学校建立GCC的一名韩国学姐（中文流利，亦想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面试来两名助手，又拉了一帮留学生当创始成员，像模像样地写起组织宪章、在校内外商谈合作、办起成员大会来。“终于有一个中国学生自己的社团了”，大家常常满怀期望地这么说着。

　　要得到学校经费，就需要通过校内的“学生活动委员会”（下称“委员会”）表决批准，正式注册为学生社团。我们工作的重头，便是整理委员会要求的诸多材料，准备最后的答辩。

　　但显然，我们瞒不过原来的“中国学生联盟”。联盟从上世纪90年代创始，已与委员会打了数十年交道，与委员会代表们联系密切，自有更大的游说实力。于是，我们提前约见了联盟主席，试图磋商出一种“互不侵犯、合作共赢”的方法。但大概是GCC与联盟的部分活动可能重叠，又极有可能让中国留学生出现分流，联盟主席拒绝了合作提议，而我们又不肯合并进联盟，所谓的谈判无果而终。

　　“为什么我们学校需要两个和中国有关的社团？”在答辩中，一位委员会代表反复提出这个问题，“别忘了研究生还有一个学联，那就是三个了。”我们解释说中国太大、太复杂，其崛起已使我们这座以国际政治闻名的学校不得忽视，不能把美籍华裔学生和中国留学生的诉求混为一谈，隔壁一所学校甚至有四个与中国相关的社团都可以做到互不重叠。

　　“可中国学生联盟不是已经够了吗？他们的活动都是讲中国的呀。”代表继续质疑说。

　　几天后，我们收到了委员会的邮件。在表决中，委员会以反对票压倒性多数驳回了GCC的申请，理由是：没有必要再成立一个中国社团。

　　与我搭档的韩国学姐开始准备毕业事宜了，我也投入到学习和其他社团中。我们招来的初创成员们大都是私人朋友，聚餐聚会时常进行。那场未遂的“革命”不了了之，很快便被大家淡忘。

　　在退出联盟前，我去旁听了新一次的换届选举。一名中国学妹发表竞选演说，同样提出要加强留学生的归属感，但最终落选。

　　在多年后，我回了本科母校一趟，顺便约了在校内比较活跃的中国留学生，听听大家都在忙什么。我在校时全校20个不到的中国大陆本科留学生，据说如今已变成了上百个都不嫌多。一位在我毕业时尚未入学的学弟自豪地介绍说，因为感觉中国学生联盟被华裔学生“占领”，所以他正在创建一个名叫GCC的组织，争取得到学生活动委员会批准，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说服委员会里的那群外国人相信，美籍华裔不等于中国人、两个和中国相关的本科组织可以在学校里并存。

　　我想起了自己那堆沉睡在移动硬盘里的申请文件，不由为时代的循环笑出声来。不过，在微信、WhatsApp成为基本沟通工具的时代，正式和非正式学生团体的形态，想必也和我们当年靠邮件和开会的组织方式有所不同吧？期待这位学弟“革命”成功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