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收拾房间，在书柜的角落无意中发现一个老式八管三波段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收音机的外套已经斑驳陆离了，但还能吱吱发声。这个半导体收音机是我在南京的大舅子李逢琳先生1967年送给我们夫妻的结婚礼物，当时市价是104元，相当于我们夫妻俩一个月的工资。以今天的眼光看，这个收音机又大又重，音质也不好，但却是那个年代的奢侈品，当时全国最好的半导体收音机，能接收几个短波，外形也很考究。在很多地方甚至在上海都难买到，十分吃香。

　　如今，短波收音机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是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的年代，绝对是个“异类”，因为有短波就有“收听敌台”之嫌。那时，我还在贵州六盘水的大山沟里工作，那里山高林密、天荒地远。不知何时开始，就是凭借这台收音机，我无意中发现“美国之音”有一个《英语900句》的节目，我高兴极了。我高中时很喜欢英文，英语成绩也不错，曾拿过长宁区英文毕业统考两次第一名。但在50 年代，我所在的延安中学上英文课连电唱机都没有，家里也买不起收音机，上课只能听老师讲，英语的听力训练根本谈不上。因此，在英语学习环境极其贫瘠的年代，《英语900句》对于我尤为可贵。

　　由于身处山区，尽管收音机上有拉杆天线，也很难收到短波信号，因此我又在房间里拉了一根细电线当外接天线。当时还没有耳塞式耳机，我每次收听都把天线拉到最大，脸贴着收音机听，唯恐被别人发现我在“收听敌台”，甚至连我爱人也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我是在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

　　那时晚饭后没有电视看，更没有什么文艺活动，收音机就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我一般早早地洗漱完上床，准时收听《英语900句》。每每听那柔和的美式英语和主持人何丽达优美的中文解说时，真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那是我每天最惬意的时候。

　　《英语900句》为我打开了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后来，我托上海的一位“赤膊弟兄”施正庆帮我买了一本内部出版的影印《英语900句》。照今天的标准，这种影印书其实就是盗版书，然而正是凭借着这些“参考读物”，大家仿佛在严冬中看见了几朵艳丽的山花。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工作问题汇报时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还说：“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7月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瑞斯博士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举行了会谈，经过多轮磋商，决定中国和美国互派留学生。当时中国政府决定首批向全世界派出3000名留学生，其中赴美留学1500人。经过“过五关，斩六将”的严格选拔，我有幸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到了大洋彼岸。

　　顺利通过出国的考试，我的英语听力还要归功于《英语900句》和英语“老三篇”。我对此“念念不忘”。1979年到美国后，我试图写信给“美国之音”，想感谢《英语900句》的主持人何丽达女士。据我了解，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不少人都和我一样，偷偷听过《英语900句》。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我们国家恢复派遣留学人员40周年。据报道，截至2017年，中国留学回国人员总数已达313.2万，占出国留学累计总人数的60%。40年过去了，我们当年学英语的尴尬和苦涩再也不会在今天的年轻人身上重演了，他们学外文再也不需要通过“偷听”了，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发展。

　　40年中，我们和祖国一起呼吸，也一起经受了各种风雨和坎坷，我也由“翩翩少年”变成了一位“70后”。改革开放给我们全家五代人带来了幸福和欢乐。对此，我们全家包括我两个黄头发、黑眼睛的洋外孙都从心底感激改革开放政策，当然其中也有《英语900句》的一份功劳。

　　（作者：黄浦区人大代表，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上海研究院原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