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彼时，在大洋彼岸，一位25岁的青年科学家在纽约《留美学生通讯》上发表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同学们：

　　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召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了号召同学回国的呼声。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

　　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的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做什么？

　　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20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

　　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随后，他拒绝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救济金，毅然告别女友，取道香港回国。

　　在他的精神感召下，数以千计的海外学子开始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怀抱。他之后60余年的人生，全部献给了脚下的这片深爱着的故土。他被称为“中国工程科学界支柱性的科学家”；在两弹的研制中，他被誉为“科技众帅之帅”；他说：我这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他的一生满载传奇和荣耀……在浩瀚的宇宙中，有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朱光亚。

　　抗战胜利后，国际著名弹道学家俞大维找到物理学家吴大猷、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并由他们各选两位杰出的年轻学者，一起赴美考察、学习原子弹的相关技术。吴大猷选了朱光亚和李政道。

　　1946年8月，朱光亚等人赴美。可美国政府规定：凡是与原子弹有关的科研机构，包括工厂，外国人均不得进入。这让朱光亚认识到，美国决不会帮助中国人发展科学技术，作为中国人，要发展就得靠自己。

　　1946年9月，朱光亚进入密执安大学学习，选择了核物理专业，1950年获博士学位。留学期间，朱光亚的学习成绩全部是A，并在《物理评论》上相继发表了4篇英语论文。

　　当时，密执安大学的中国学子十分关注国内形势。朱光亚在担任中国学生的学生会主席时，常常组织一些活动，围坐在草坪上传阅《华侨日报》，宣读家信，传递国内消息。此外，在芝加哥有假期营地，中国学生有时参加夏令营、冬令营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朱光亚向大家宣传国内形势，激励大家的爱国情怀，呼唤同学们努力学好科学知识报效国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光亚呼吁大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认为，只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实现。

　　回望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和朱光亚一样，一批爱国知识分子掀起了归国潮，向世界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朱光亚先后回国的钱学森，在他提出归国要求后，立即遭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但钱学森不改初衷，在失去自由五年之后，毅然踏上归途；老物理学家赵忠尧，冒着生命危险把国外购买的静电加速器部件等珍贵器材带回国，使我国得以在1955年就装备了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及夫人何泽慧，归国前还带回了约里奥·居里赠送的宝贵的放射性元素，为祖国核工业的创建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两弹”研制作出重大贡献的邓稼先，1950年归国后的第一件事是到天安门广场瞻仰五星红旗。他一生为中国核武器研究作出重大贡献，在1986年辞世前12天，专门又一次到天安门向五星红旗行注目礼；从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回国的物理学家程开甲，在西北核试验基地隐姓埋名，一干就是20年。当有人说他不回国成就会更大时，他说：“我不回国或许成就更大，但决不会有现在这样幸福，因为我现在做的一切都和我的祖国联系在一起……”

　　鲁迅曾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今天，当“朱光亚”星从我们头顶划过时，我们应该抬头仰望，我们应该想起老一辈科学家们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那一颗颗充满热血的心。

　　我们更应该低头看看脚下——自己的青春是否无愧于这片被星空耀得光亮的土地！

　　（本文根据《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相关报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