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一天，我所在的华东化工学院（今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原理教研组书记找我谈话，说学校打算派一批专业人员出国进修，为期两年，学院推荐了我，并要我准备参加校内考试。当时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心中十分忐忑，在系主任琚定一的鼓励下，我加紧准备，通过了学校的考试和全国性的英语考试，成了被教育部正式认定的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的留学人员。我选择的是理工科殿堂级高校——麻省理工学院。

　　对麻省理工学院，这所出了五六十位诺贝尔获得者的学校，我仰慕已久，十分崇敬。凑巧的是，“文革”结束之初的1977年末，当时该校化工系主任韦潜光（James Wei）教授到华东工学院访问，我是主要接待人员之一，与他有过不少接触。韦先生出生在上海，1949年从交大去了美国，随后就一直在那里学习和工作。韦先生的研究方向是化学反应工程，与我的兴趣一致。他成就卓著，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他离开上海时我送他去机场，握手告别之际他可能是出于客套，说了一句“欢迎你到麻省理工来合作研究”。当时听到这句话，我也明白这只不过是礼节性的话。殊不知人生境遇转折如此，我收到了麻省理工2年合作研究的邀请，得以进入这座世界著名学府学习。

　　麻省理工学院位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Cambridge），后者是波士顿的一个卫星城，属大波士顿地区。坎布里奇与波士顿仅一河（查尔斯河）之隔，犹如上海的浦东和浦西，两市之间有地铁与公交车相通，如同一个市的两个区。

　　麻省理工学院紧挨着查尔斯河，走出我办公室所在的化工系大楼，穿过学院内的一片草地，几分钟就到了校外，在跨过一条马路就是查尔斯河。我常常会在晴朗的下午时分到河畔小道小坐或漫步，暂时放下沉重的心情，放下繁冗的计算程序，稍事休息，消除一些疲劳，同时也考虑一些问题：人生的，研究的，反正是天马行空，什么都可以想。查尔斯河面片片涟漪，点点白帆，闪闪发光，偶有海鸥掠过河面，飞到河边栏杆上憩息。河面开阔，却只有游艇没有运输船。远眺可见对岸波士顿的河畔车道及各色建筑，十分怡人。

　　然而，河畔这座学府的氛围却与这恬然景色形成巨大反差。麻省理工是一个考验人的地方：人的意志，人的精神状态，甚至是人的体力。这里有一种压力，一种气氛，促使人去上进，去出成果。经受过了这种压力和意志的考验，相信在别的地方大体也能承受其他不同形式的压力和考验。我在这种压力前曾经动摇过，犹豫过，也曾经想知难而退，换一个轻松些的地方，但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也出于惰性，总算坚持下来了。这种坚持给我的启示是，在困难面前，千万不能退却，如一时想不出办法克服困难，也必须从意志上坚持住，再想办法，直至解决困难。

　　我后来推荐过一个学生去麻省理工的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他在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后回国来看我时说：“你推荐我去麻省理工，我非常感激。但如果现在再要我重新开始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再想要去那里了，因为实在太苦了。”他说的苦，我能理解，因为我多少也尝到过这种苦的滋味。这大体上也可说明不少麻省理工人都有过的心情。

　　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活动中心的墙上挂有一面旗帜，近一米宽，上书“麻省理工是地狱”（“Tech is Hell”，Tech是师生们对麻省理工的昵称）。这句话说的有些刺耳，却也道出了实情。麻省理工的师生们都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推动人们时刻不忘他们的工作和学习。校园里遇见熟人，通常不会停下来寒暄说话，而是“嗨”一声擦肩而过。我一到麻省理工，就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这种紧张的气氛和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高的要求和目标与自身能力之间的差距，而麻省理工的方针就是要保持这种差距——对学生，对教师都是如此。我曾与一位博士生同住一套公寓，目睹他的学习生活。他在修课时疲于应付各门专业课的习题、测验、考试，每天要学习到一两点钟，在专业课通过后接着是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这有一定的淘汰率，而且两次不通过就只能离开学校另谋出路。在通过资格考试后，接着是为毕业论文而做研究，又是多少个不眠之夜。整个学习期间，除了假期适当放松以外，就是艰苦学习。人们为节约时间吃得也很简单。熟人相见，彼此流露出的可能常是心事重重，心不在焉的样子，笑得也有些牵强。只有当工作有了进展，脸上才会露出难得的笑容，但过了几天难免新的困难又会出现，笑容又会消失。年轻教师也是如此。他们一方面教学生，保持对学生的压力，同时他们也必须去应付自身的压力，因为若在一定年限内得不到终身教职，也只能另谋出路。于是，每个人想做的就是通过努力去提高自己的能力，以便缩小这种目标与能力的差距。也就是这种压力，维持了美国一些高校的高水平，人们会勇于面对未来工作中的各种挑战。

　　慢慢地，我悟出一个道理，在学校里所受的训练，除了获得知识外，本质是一种心理素质的训练，使学生（包括教师）在面对未来的各种挑战时有足够良好的心理素质。他们在工作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很可能是在他们所学课程以外的，也可能是他们博士论文研究课题没有涉及过的，甚至可能是与他们以往研究不同的另一个领域。这就需要他们依靠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基础知识，不惧怕任何困难地去学习，去钻研，去创造。有人说，麻省理工的精神是要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否有些夸大，但我相信，经过麻省理工的磨练，人们应该具备一种素质，那就是他们会勇于面对工作汇总的困难并有能力去克服这些困难。

　　我们的情况又有些与众不同。我们是经过了几十年闭关锁国以后第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访问学者，人数很少，人们对我们不了解，因而既好奇，又引人注目。教授对我们也了解不多，他们需要通过我们的工作来了解我们。所以研究工作是衡量我们表现的关键。

　　我感到压力是理所当然的。通常的做法是当我们的工作有进展后就自己小结一下，写成提纲，去向教授汇报一次，听取教授的意见，讨论下一步工作如何进行，通常每一两周一次。我遇到困难，唯一的途径是自己设法解决，至多是与人讨论，收到一些启发，然后自己去解决，而不可能去请教教授。比如我的计算机编程有错误，我只能自己去查错。只有在你有了进展以后去和教授约谈，教授才对你的工作作出评价和提出建议。美国人常说，教授只说“yes”或“no”，不问细节的。“yes”表示他同意你的进展，可以继续做下去，“no”表示不同意，你应该换个方法另起炉灶。

　　我在校期间正值第二次石油危机，美国非常重视煤的开发。我做的是美国能源部的一个课题：煤气化反应器的计算机模拟。我每天拿着一大叠穿孔卡片（那时计算机程序需要在卡片上穿孔），带着作为午餐的三明治前往计算中心，直到很晚才回住处，吃完简单的晚餐后还要再继续工作，直至深夜，几乎天天如此。那段时间，对于社交和朋友的邀请，也是尽量谢绝，以便留有更多的时间，最后我完成了这项工作。我与韦先生约时间向他汇报，他了解了我做的结果也非常满意，认为这项工作是相当出色的。我写成了长达近百页的报告交给韦先生送至能源部，作为这一部分工作的总结。对于我个人来说，更重要的是，通过这项研究，我战胜了存在我身上的害怕困难，知难而退的懦弱素质，体会到“坚持”的好处。这一点对我以后的事业也非常珍贵。

　　（本文摘自作者《半生行悟——亲历与随想》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