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话在网上流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理想似乎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奢侈品”，不是因为这个社会中人们没有了理想，而是因为在我生活的周围很少有人去谈理想。然而，当我们走近我会第七期留学人员理论研究班（“海七班”）班长、国家专家、上海长森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喆学长时，便会发现他正是那个既有理想，又愿意谈理想的人。王喆，这位从插队青年走到哈佛、师从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致力于新药研发20年的海外高层次人才，用努力精心打磨着理想这件“奢侈品”，用心丈量着理想变成现实的距离。
“修地球”，曾经的理想
那个时候人很单纯，做农民也要做个好农民，于是高高兴兴就去插队了。
1959年，王喆出生在甘肃兰州，在家里的五个孩子中，他是最小的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男孩儿。从小到大，他得到了来自于父母和姐姐们的温柔呵护和照顾。
王喆的父亲曾就读于南开大学，后投笔从戎，参加了革命。他身上有着军人的刚强和严厉，也有着知识分子的儒雅和书卷气。他将自己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遗传给了王喆，常常在王喆最顽皮的时候耳提面命，要求他多读书。父亲的言传身教，让王喆从小显示出超出同龄人的聪慧。有一次他请了一周的病假，回去考试，只用了课间操20分钟学习，结果还是不出人意料地考了100分。
然而，小时候的王喆一点儿不让家长省心，和伙伴们撒欢儿玩耍、爬树、打球，一样也少不了他。“我们家在一栋四层楼的楼房，夏天一直有燕子在屋檐底下做窝。我那时候比较淘气，老是想办法去掏那些鸟窝。有一次，我爬到楼顶，用绳子把自己绑在楼顶的栏杆上，然后倒挂在屋檐下，伸手去摸檐底下的鸟窝。那次不幸被我妈看到了，吓得她腿都软了。”听着王喆说起小时候的趣事儿，我们怎么也无法和眼前这位稳重斯文、和蔼可亲、散发着沉静淡然之气的科学家联系起来。
愉快的日子总是过于短暂。在国家开始滑向多事之秋的年代，许多家庭或多或少受到了冲击，王喆的家庭也不例外。在父母都下放干校劳动的日子里，是姐姐们带着王喆一起讨生活。“当时家里大人没有户口、也没有粮本，不得不购买高价粮度日。姐姐们大都读到初中毕业就不再读书了，14-15岁的年纪就出去工作养家。”在最艰苦的日子里，王喆一家也得到了不少父亲战友们的帮助，常常一开门，就看见一袋粮食躺在地上，也没有留名字。靠着姐姐们的微薄工资，和父亲战友们的扶持，姐弟五人勉强度日。
王喆坦言，这段日子虽然苦，但是对自己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以后遇到再多的事也就不是事了。”因为没有户口，家庭出身不好，父母又不在身边，王喆每一步走来都只能靠自己。高中还没毕业，他早早地开始为自己的将来谋划：因为家庭当时所处的环境，分配工作或参军肯定是轮不到自己了。于是他在高中分班时选择了农机（农业机械）班，心想，有一技傍身，在农村可以修修拖拉机，再学好农务活儿，“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努力完成“修地球”任务吧！这是16岁的王喆给自己定义的“理想”。
高中毕业，早已做好准备投身知识青年下乡的王喆来到了甘肃皋兰插队。“那会儿真的是高高兴兴去插队的，每个人的心中怀着青春无悔的理想情怀。”物质匮乏的年代，在黄土高坡上插队的王喆，并没有向恶劣的环境屈服，他笑着说：“做农民也要做个好农民。”
总比别人多花30分钟
因为在学校成绩很好，公社任命这个聪明的小伙子作了知青点的“点长”，意欲重点培养，王喆也鼓足了干劲，跟着“庄稼把式”认真地学起了犁地、播种，把农活学了个遍。但是刚干了3个月，公社就不得不给他放了3个月假——因为劲儿使得不对，伤到了腰和膝盖。“那时候太年轻，总觉得身体棒，有使不完的劲。现在一到冬天，我都要比别人早穿上秋裤，否则右腿就疼，就是那时候落下的病根。”说着，王喆揉了揉自己的右腿。
尽管认真努力地干农活，一年到头只能分到少的可怜的土豆和麦子，对于一个一米八的西北小伙儿来说，实在太少了。“最困难的时候，大队就给我们写张证明，让我们自己去‘要饭’。”说“要饭”是夸张，其实就是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口粮。实在饿得慌了，王喆也就厚起脸皮到处蹭饭。相比物质的匮乏和身体的疲惫，最让他感到迷茫的，是未来的着落，有时常常夜不能寐。幸好，父亲的教导他一直铭记在心，始终保持着读书的习惯，只要能找到的书，他都爱不释手、反复研读。枯燥乏味的知青生活，昏黄的油灯下，晃动的铅字成为慰藉王喆心灵，陪伴他度过时光的最好伴侣。
1977年，在甘肃插队了两年后，当得知高考恢复了，王喆觉得是上天给了他一条新的出路，立即决定去报考。但是留给他只有短短两个多月的复习时间，王喆立即赶回兰州家里，拿出从小到大所有的教科书开始突击复习。“现在看起来极其简单的题目，当时对我们来说特别难。学校里三角函数都没有教完呢，我都是在考场上现场推演出来的。”最令人捧腹的是，由于不懂填志愿，王喆一口气填了三个志愿，分别是：兰州大学化学系、兰州大学物理系、兰州大学数学系，稀里糊涂地把宝全押给了兰州大学。好在，命运女神垂青了这位刻苦的青年，他以高分被兰州大学化学系录取。
知识青年也许种地不如农民、烧砖不如工人，来到大学，犹如脱胎换骨，个个如饥似渴地读书，想补上之前荒废的岁月。王喆发现终于不用为“吃饭”发愁，还有大学生津贴拿，可以安心读书。他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晚上寝室关灯，他就在深夜的校园路灯下读书，直到学校拉掉路灯；教学楼每晚11点锁门，走得晚了被锁在楼内，他就和同学手拉手从二楼窗口跳到楼下。现在回想起来，他都觉得那份学习的疯狂劲儿无法复制。“也不是就我这样，那个时候身边的同学都是如此。当时我就明白一个道理，其实成功没有什么捷径，就是比别人多花30分钟。”这个朴素的“秘诀”成为了王喆的锦囊，伴随他从兰州大学一路读到博士，并以优良的成绩，被学校推荐公派到美国田纳西州立大学留学深造。
50美元闯天下
安心读书、做学问，是我们这代留学生最朴素的愿望。
揣着教育部发给每个公派留学生的50美元，王喆告别刚满月的儿子和太太，只身来到了美国。
初出国门的他并没有什么胆怯和不适应。“我们这批被选拔出来的留学生都是尖子生，插过队、吃过苦，最困难的时期都经历了，留学生活对我们来说都不算什么困难。大家想法很简单，就想着安心读书、做学问，学到了知识再回国报效。”为了节省费用，几个留学生共租一间房，利用休息日去垃圾场捡别人不要的家具、床垫，乐乐呵呵开始了留学生活。
由于国内专业基础扎实，到达美国的第二天，王喆就一头扎进了实验室开始工作。在田纳西大学，“多花30分钟”理论依然是王喆的座右铭，他也成为了实验室的“守门人”，每天最晚出门的人一直是他。为了尽快把太太和孩子接来美国，他还跑去打了份工。“但是坚持不到一个礼拜，因为打工的时候脑子里全部想的是实验室的事，觉得实在太得不偿失了。”
博士还没毕业，王喆便将申请博士后的目光定在了全球TOP10的研究组。他每月省出生活费的四分之一订购了好几本学术杂志，大量的阅读帮助他掌握了全球最新的研究动态和每所大学、每个顶尖研究组的研究方向，为他在申请时能“对症下药”。正是这样的刻苦投入，使得他拿到田纳西的博士学位前，就已经发表了十几篇论文，顺利地来到哈佛大学做博士后，投入1990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E.J.Corey教授的门下，登上了学术的新高峰。
“Corey教授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给我的教诲，一直影响着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态度。”王喆回忆起Corey教授对学问精益求精的追求、对学生几近严苛的训练时，仍感触良多。Corey教授门下集合了许多全球顶尖的人才，带领着全球有机化学领域最高的研究团队，但是这个研究组魔鬼训练营般的压力也不是常人能承受的，令不少颇具才华的学生饱受挫折，甚至失去信心。“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无论在什么地方，每天比你最努力工作的同事多做30分钟，如果你有天赋，这份努力会让你更加出色。”Corey教授对学生的这种教导与王喆历来坚持的“30分钟”理论不谋而合，也让他在Corey教授的指导下一步步深入到药物化学的核心领域。
解决丙肝无药治疗的困境
离开哈佛后，王喆先后在宝洁制药、杜邦制药和波士顿的Enanta制药公司担任新药研发主管，在抗肿瘤、抗乙、丙型肝炎、抗生素及心血管领域的药物研发方面，拥有了100余项新药研发的创新专利。他主持抗丙肝病毒药物EDP/ABT-450（NS3抑制剂）的研发，临床结果达到了100%丙型肝炎的治愈率，并以3.07亿美元转让给美国雅培制药公司，已于2014年在美国率先上市，成为丙肝患者的福音。
但是当他回国后才发现，作为世界公认的、不可逆转的慢性传染病之一，丙肝并不为中国医学界所重视。王喆说，就在三年前，一些国内的权威教授仍秉持一种观点：丙肝在中国并不流行，那是美国的“富人病”。但是王喆认为：“并不流行”是由于筛查手段的落后造成，而并非得病率低。随着近几年肝炎筛查手段和仪器的更新，王喆的观点得到了论证——中国近1亿的乙肝携带人群中，40%同时携带丙肝病毒！
如今，丙肝的直接抗病毒作用药物即将不再是美国的独有标签，王喆带领公司成功研制出同类药物，目前已进入临床前研究阶段。他充满自信地说：“我们也能治愈丙肝！而且成本要低得多。”作为刚在美国上市的药品，一个疗程售价9.6万美元，对于中国患者来说，仍然是一笔较高的费用。王喆相信，未来5-6年间，中国人能在本土以至少节省大于70%费用一个疗程的价格获得丙肝的治愈。这是王喆从事医疗研究最大的理想——为国人带来更多、更便宜的治愈方案。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目标高一些也无妨，只要一步步前进，总有一天能得到一个对得起自己的结果。
药物研发是一个漫长的周期。一个新药往往需要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而它对人类的健康事业却是影响深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回国创业的王喆因此将先后成立的公司取名“长林”和“长森”。谈到未来的理想，王喆更希望在企业成长的过程中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的新药研发人才。
2010年，王喆放弃了在美国Enanta制药公司的高管职位，将自己的创业雏形“美国长森生物制药研究公司”（LongwoodBiopharmaceuticals）搬回了阔别24年之久的祖国，在天津创建了“长森药业有限公司”和“长林化学科技有限公司”。回国当年，他被评为国家专家，获得了京津冀领军人才、天津市人才等荣誉称号。
回国初期，在等待新实验室竣工的日子里，急切希望新药早日面世的王喆没有停下寻找临时实验室的脚步。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朋友帮他租到了位于上海普陀的一个闲置实验室，王喆便阴差阳错来到了上海。随着企业的发展，对实验室场地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他先后入驻闵行紫竹科学园、浦东张江、闵行莘闵留学生创业园区。在确定长森药业会在上海深耕并长远发展后，王喆于近期申请并获得了上海市的荣誉。
对于前沿的制药产业，尽管每个园区都有相应的政策优惠，但是低调的王喆并没有利用等各种名号去寻求便利，他“不愿意给政府添麻烦”，更愿意通过市场化运作，帮助企业一步一个脚印地发展。但是酒香不怕巷子深，他在上海注册成立的医药公司不到3年，带领着8个海归博士组建的团队在研项目12个（其中创新仿制药8个，一类新药4个），立项约40个（含至2018年储备项目），成为医药研发行业的翘楚。
理想主义在延续
2010年6月，由李铁映领队、包括徐昌东、王喆等5人组成的“留学报国巡讲团”来到了兰州大学，在这场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举办的报告会上，王喆作为杰出留学人员代表，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出国留学的人生体会以及归国创业的心愿，自此开始了与欧美同学会割不断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他说：“欧美同学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家庭，有理想、有传统，是引导创新、推动创新的一支生力军。”
在去年由同学会、市委组织部、市委统战部在浦东干部学院举办的第七期归国留学理论研究班上，王喆担任了班长一职。作为“海七班”的班长，王喆非常享受这个过程，一班同学聚在一起，重新找回了久别的校园情怀。短短几个月，“海七班”几位同学众筹了创业项目，还有的同学在事业上有了新的发展，这让他感到非常欣慰。
如今，虽然工作很忙，王喆尽可能将更多的时间留给家庭。“每次回到家，女儿都会说我没有发言权，最近几年，我每年回美国探亲的时间累计不超过一个月。”为了事业，王喆觉得对家庭亏欠了许多。王喆有一个幸福的“学霸”家庭。太太是他在兰州大学时的同学，曾和他一同在哈佛求学。一双儿女是他们夫妻最大的骄傲，大儿子耶鲁大学毕业后进入纽约华尔街工作，小女儿则是康奈尔大学的佼佼者。兄妹俩参加美国高考（SAT）拿的都是满分，小女儿康奈尔的成绩单满满尽是A+，申请医学院时GMAT考了很高的分数。谈到一双儿女，王喆脸上堆满了笑容。
一般来说，很多父母不愿意让子女从事自己的职业，然而王喆却不这么做。他甚至“忽悠”女儿当医生。在他的感召下，女儿主动在高中就选修艰涩的有机生物和化学课来补充自己的知识结构，为将来考取医学院做准备。
王喆的理想主义在子女的身上得到了延续。他那种为了理想而燃烧的激情和刻苦的动力也成为了下一代学习的榜样。谁说理想奢贵，很难实现呢？坚忍不拔的品质加上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汗水，理想的光芒终将照进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