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21日是早稻田大学建校125周年纪念日，那时我正在那里读博士。对于早稻田大学来说，庆祝建校125周年也许比100周年校庆还要隆重。这倒不是说建校的时间长了，因此值得更加隆重地庆祝，而是因为“125”这个数字对于早稻田大学具有特殊的意义。

　　早稻田大学的创始人大隈重信先生倡导一种名为“人生125岁”的精神。他认为，人的寿命本来有125岁，保持适当修养的话，这种天寿是能够实现的。他的根据来自生理学的理论，即动物的生存期限大致是其成熟期的5倍。从人的成熟期大约是25岁来推算，应该能够活到125岁。因此，早稻田大学对于125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其标志性建筑物大隈讲堂便是标高125尺（38米）。

　　但是，大隈重信为何提倡人生125岁这种说法，很久以来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有过老校长是否怕死的怀疑。尽管大隈校长活了83岁（1838-1922），但距离125岁也还差了一大截呢。直到后来读了老子的《道德经》，我自以为找到了一个答案。老子在第41章中说：“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如我这般小器，在36岁的时候，还在攻读法学博士，也只得以大器晚成来聊以自慰了。考进早稻田大学之前，别人问我年龄的时候，我总是减去10岁，当别人面带疑惑的时候，我便自鸣得意地解释说，做律师可以到70岁才退休，相对而言，有10年的时间可以继续为国家工作。而自从2006年考入早稻田大学之后，尽管大学教师的职位还没有着落，我便自说自话地将自己的年龄减去20岁而自称只有16岁了，因为据说教书可以教到80岁。

　　我以为大隈校长说的“125”是一个虚数，他勉励我们在有生之年要加倍努力，争取更多的成就。回想我自己从邮电学校到华东政法学院，再到明治大学研究生院一路以来的历程，仿佛便是数个人生。所以尽管当时我已经36岁了，但是还是尽量使自己保持年轻人的朝气。每次去法学研究生院经过大隈铜像的时候，总是要仰望那严肃的面容。每每那时，我就会意识到，一个人的寿命长短并不是自己所能把握的，每个人的功绩也并非是由寿命所决定的，就像早稻田大学的前辈李大钊一样，尽管38岁就英勇就义了，但谁能说他的精神不能超过125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