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在山东邹县工作，整天为稻粮谋。一天在农村劳动休息时，我偶然从地头一份报纸上读到中国要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消息。和绝大多数国人一样，我当时并不清楚这个消息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乃至对我个人将产生的深远影响。

　　那时刚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国内政治气氛乍暖还寒。不少人还没从长期极“左”思想桎梏下解放，对这么多人出国尤其是到美国留学更是忧心忡忡。

　　1978年8月14日大清早，领导通知我参加第二天在济南举行的“教育部1978－1979年出国预备生、研究生和进修生考试”。我开了介绍信，借了差旅费，凭出差证明领了粮票就匆匆挤上了去济南的火车。等我们摸到在山东大学内的考场时，已是华灯初上。由于选派手续十分复杂而且时间仓促，我们直到第二天临考前才在考场门口拿到“准考证”。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政审对家庭出身看得很重。我父亲毕业于东北大学，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年纪轻轻就当了国民政府的税务局长。他为人老实本分，解放后因坦白交代好没有受到制裁和冲击，“大跃进”时下放车间劳动至退休。他和我奶奶得知我出国留学的消息后激动异常，面孔的皱纹也平展了，腰板也直了。

　　我大学念的是俄文，仅在高中学过3年英文。后来长期在贵州大山沟工作，仅听过英文版的《老三篇》胶木唱片和偷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直到考试前我才知道英语还有“虚拟语气”。考卷一发下来我就傻眼了，迟迟不敢下笔。英语还要考口试，我当时还有点口吃，要不是怕回去不好交待，我真不想参加了。

　　大概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我通过了这场考试。1979年，中国政府首次向世界派出3000名留学生，其中去美国1500人。

　　和当时大多数国人一样，美国对我如同天堂和地狱一般遥远。当时北京到美国要在巴黎转机。我们一色穿着国内最好的“银枪呢”大衣，大多数还是黑色的，在五光十色的戴高乐机场里分外醒目。我茫然地望着机场透明的自动扶梯和窗外闪烁的霓虹灯，看着四周穿着时髦的外国人来去匆匆，以及机场商店琳琅满目的商品，头一次感到我们太穷啊！

　　住在中国驻法使馆商务处，我第一次看见“切片面包”，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超级市场。

　　四天后，我们踏上了美利坚的土地。使馆派人接我们，几天后离开华盛顿飞往科罗拉多首府丹佛。当天晚上，台湾同学带我去超市买生活用品。望着林林总总的商品，看着花花绿绿On Sale广告，想到国内买东西处处凭票，我奇怪世界上怎么还有东西卖不掉的地方？！我突然想起“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受难”这句话，真是百感交集。

　　在美国的七百多天里，我经历了很多的“第一次”，看到了很多从未见过的东西。我外出再渴也只在路边喝直饮水，舍不得花钱从购物机买罐饮料。别说和欧美国家的同学比，我们连缅甸、泰国同学都比不上。在美国这个花花世界里，我感到寒酸，甚至有点“自惭形秽”。那时我总想：“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不这样穷呢？”这就是我最初的“中国梦”。

　　后来我女儿、侄女和侄子也相继到了美国，都已学业有成、立业成家。前年我外孙和外孙女回来，我便陪他们在国内走了一圈，让他们看看他们母亲的祖国，看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盛况。

　　如今，我已由“翩翩少年”步入老人之列，但是对祖国一往情深的初衷未改。改革开放给我们全家五代人带来了幸福和欢乐。这30年多年在历史长河中仅是一瞬间，但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我当初的“中国梦”基本实现了，但这仅仅是序幕，真正“中国梦”的高潮还在后面，我依然充满着期待。

　　（本文获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合会“我的中国梦”海内外留学人员征文大赛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