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按英美法系审理，检察起诉阶段先行，法官量刑阶段随后。检察官和法官必须独立工作。在东京审判中，中国法官团队同样居功至伟。

　　然而，我们今天要了解法官团队的贡献相当不易。不同于检察阶段，法官审理阶段是闭庭进行，一切程序都通过口头，不作记录；法官只能自己出席，不准携带私人秘书或随员。幸而梅汝璈法官有写日记的习惯，现在还保留了一部分。此外，东京审判期间，梅法官也多次向南京政府发出函电，我们从台湾的档案部门中看到有15封之多。通过他的日记和函电，可以了解中国法官的活动和贡献。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合影，右五为大法官梅汝璈

　　▇据理力争：争座席

　　11位法官代表在法官席位上如何排座次？日本投降书上受降国代表的签字顺序，前四位分别是美国、中国、英国和苏联。无论是按照日本投降书签字顺序，还是按照抗日战争的牺牲和贡献度，法官席上庭长的两边都应当是美国和中国的法官，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安排。得到许多法官，特别是中、美、加等国法官的赞成。

　　但是，韦伯庭长却希望美国和英国法官坐在他两边。梅汝璈表示反对，他说：“我看依照日本投降书上受降签字的次序安排坐席最为合理。”他幽默地说：“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个办法，我们不妨找一个体重测量器来，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按照它来安排席次。”这个问题就这样，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在法官会议中搁置。

　　1946年5月2日，也就是正式开庭的前一天，法庭要举行开庭仪式的“预演”。预演前庭长宣布坐席的次序仍然是，他的两侧为美国和英国，然后是中国和苏联，并且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的安排。梅汝璈再次反对，他说：“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我不能接受，并不宜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说完便愤然离开会议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并卸下法袍，以示决心。又经过几个回合，梅汝璈始终坚持原则。这时，预演仪式已经推迟了二十分钟。最后，庭长不得不作妥协，他对梅汝璈说：“大家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照受降签字国的次序进行。”

　　实际上，从法庭审理的实践看，梅汝璈坐在庭长左侧确实很起作用。因为日本侵华的罪行最多，许多证据是中文书写的，出庭的中国证人也多讲中文，往往翻译不准确，造成混淆。庭长经常向梅汝璈询问，梅法官口答笔写，为庭长及时解决问题提供很大帮助。

　　▇参与起草《判决书》

　　起草《判决书》，是法官审理量刑阶段最主要的工作。6月1日，梅法官报告了初步成果：中国法官团队负责的日本对华侵略部分，率先完成初稿。并且已提交多数派法官会议，审查顺利通过。

　　《判决书》由韦伯庭长宣读，从1948年11月4日开始，直到11月12日，英文庭审纪录中占1446页，《判决书》的第五章是“日本对华侵略”，共320页；第八章则是揭露日军“违反战争法规的犯罪暴行”，共171页，其中揭示日军在中国的暴行篇幅最多，关于“南京大屠杀”专列一节。

　　在酝酿判决书和量刑的过程中，梅汝璈经受了极大的压力。11名法官并不是铁板一块。“十一位同人间，以法律基本主张及对判决书写法意见之歧异，撰拟全判决书之责，已由多数派完全负起。”梅汝璈在这份电文件所指的“多数派”包括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加拿大、新西兰和菲律宾等7国；澳大利亚、法国、荷兰的“见解相差甚微”“独印度法官帕尔顽固守旧，个性极强，表示决不合作。”为了求同存异，争取多数，梅汝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促成《判决书》定稿。

　　对被告的判决和量刑，由于进度缓慢，又是闭门进行，和向哲濬检察官一样，梅汝璈也受到国内舆论的压力。局外人不了解工作的复杂性，出于职业道德，他又不能明说，非常纠结。他在电报中多次提到，比如1948年7月23日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揣测美方故意宕延，殊属无稽之谈，与事实完全不符。”针对中央社某记者的错误报道，9月16日，他在电报中严厉驳斥：“该项报道尽系一知半解之论及捕风捉影之谈，大都与事实毫不相符。但依照一般司法惯例及法官道德，璈此际又不能有所辨正，惟有听之异日判决书正式公布，真相自可大白。”

　　▇争取多数，严惩战犯

　　对罪不可恕的战犯是否判处死刑，在法官会议中产生很大分歧。有的法官以他们国内取消死刑的理由，主张一个不杀；庭长韦伯则主张像对待拿破仑那样，把日本战犯放逐到太平洋的荒岛之中；印度法官帕尔更是主张全体被告无罪。梅汝璈非常焦急。

　　早在1948年3月检察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梅汝璈就以报社记者的身份撰写一篇文章，文章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握最后生杀大权的十一位法官”作了“素描”式的介绍，他呼吁“可敬的法官们，请珍视你那对将来世界历史有决定性作用的‘生死权之一票’！”

　　经过梅汝璈和多数法官的努力，各被告罪状及量刑经长久讨论，热烈争辩后，以投票表决方式而定。最终以微弱多数，判处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其中包括阴谋侵华的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南京大屠杀日军部队的司令官松井石根和参谋长武藤章。

　　在韦伯庭长宣读判决的前一天，1948年11月11日，梅汝璈在致外交部的电报中汇报：“惟可告慰者，即侵我最著、国人切齿之元凶巨魁，已在从重发落之列。”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非常有意思的是，11月10日检察官向哲濬也向外交部发函，对判决结果作了如下预测：“职与倪首席顾问征??等就检方提证而论，可能处死之被告，有十四五名之多。”然而，两天之后，庭长的宣判中只有7名处死。应该说，梅汝璈早已知道结果，两位法学前辈严守职业道德，互相并不通气，这是文明审判的又一个有力的例证。

　　东京审判过去已经将近70年了。今天研究，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从国际法的角度，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开创了三条原则，成为现代国际刑事法的历史源头。第一条，发动侵略战争是犯罪，必须受到法律制裁；第二条，不论是否宣战，不论对国外民众还是对国内民众，反人道罪行是犯罪，必须受到法律制裁；第三条，策划或实施侵略和反人道罪的个人也要受到法律制裁。东京审判是国际审判，它并不是受害者的复仇，而是人类良知和邪恶的战斗！任何否定东京审判的言行，都是对公理和正义的挑战！

　　最后，我想引用两位法学前辈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1985年向哲濬曾对采访者说过：“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无数次侵略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才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胜利；只有东京审判，才使中国人民真正得以扬眉吐气！”

　　1961年梅汝璈在一篇论述南京大屠杀的论文中这样结尾：“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