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非

上海市欧美同学会顾问

上海师大外国语学院教授

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上海分会会长

 

2月2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会晤，一开始，现场氛围还算和谐。所有人坐定后，特朗普首先发言，他向在场的媒体介绍泽连斯基，并称两人是“老相识”，且此前在工作上配合得非常愉快，泽连斯基微笑点头，以礼相待。冠冕堂皇的话，你一句，我一句，持续了40分钟，波澜不惊，略显沉闷。

突然，不知咋的，最后10分钟，风云突变，双方语速加快，嗓门提高，吵了起来，像是前40分钟彼此“蓄力憋大招”的一次总爆发。原定的联合记者会以及美乌矿产协议签署仪式等统统被取消……

全世界为之震脱了下巴！

完整视频有50分钟，笔者仔细看了两遍。在最后不到7分钟的时候，泽连斯基对特朗普说：“……你们有美丽的大洋（隔着欧洲），怎么也感受不到，但你们以后会感受到的（暗指战争带来的问题）……”（...you have nice ocean and you don't feel how but you will feel it in the future...）。其间，泽连斯基甚至还酸酸地连说了两句“God bless you”。

众所周知，东西两头隔着大片海洋，战火难以燃及美利坚国土，这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泽连斯基的“隔洋论”实属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外交禁忌，肯定被美方视为“道德绑架”，直接戳中老美“隔岸观火”心态的敏感点，一下子引爆争吵的导火线。

被刺了肺管子的特朗普顿时发飙怒斥：“……记住这个，你没有资格主宰我们应该感受什么。”（...remember this, you're in no position to dictate what we're going to feel.）碰巧的是2月19日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场会议上，曾骂泽连斯基是“独裁者”！ dictate（动词：主宰）加了后缀-or，就是dictator（独裁者）。这位乌克兰总统在白宫又撞上这个词，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

从视频得知，泽连斯基听到特朗普提到普京后，立马显得不耐烦，随即数落了普京的几大“罪状”，特朗普当然不爱听。美国右翼新闻频道真实美国之声记者借着泽连斯基没穿西装（suit）、没戴领带（tie）的事儿再度“刁难”，乌总统接话时没用suit这个词儿，而是用了costume。

原话为——记者：Why don't you wear a suit? 泽连斯基：I will wear a costume after this war will finish. 英文母语者基本不会用“costume”一词指代正式场合的“西装”，此词多用于特定场合，如万圣节服装、戏剧表演服装、民族服装等，但乌克兰语里的“西装（костюм或kostium）”直译成英语就是“costume”。泽连斯基的回答可能让美国人听出一股子讽刺味儿：你这老兄是不是觉得白宫现场穿西装的那拨人像“小丑（a clown）”？

除了以上引发斗嘴的几个触发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副总统万斯没有摆好位置，他扮演了特朗普的“攻击性辩护者”，以“尖刻语言”主动为特朗普的对乌政策辩护，多次用挑衅性言论压制泽连斯基的回应空间。例如，当泽连斯基质疑美国对俄外交亲和行动时，万斯指责其行为“不敬”，并要求对方“感谢特朗普的努力”；在特朗普批评乌克兰“缺兵少将”时，万斯通过比喻“打牌没筹码”强化对乌施压逻辑；当泽连斯基强调军事需求时，他又将话题转向“三战风险”，转移矛盾核心。

通过“挑拨”“拱火”使双方失去回旋余地。其行为被《经济学人》评价为“专业地履行破坏职责”，导致会谈无果而终。实话实说，泽连斯基的英语还是相当不错的，无论是听，还是说，作为演员出身的他能够应付全球直播大场面实属不易，然而，英语毕竟不是他的母语，在咄咄逼人的特朗普和争功邀宠的万斯双面夹击下，时而感到乏力，时而面露无奈。

此外，他的英语词汇量不足，因此，思辨的逻辑性和表达的多样性欠缺。例如，争吵之后，泽连斯基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专访时，被问到一个外界都非常关心的问题：Do you think your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Trump can be salvaged？泽连斯基听后一脸困惑，转头问现场的翻译“can be”之后是什么意思，这反映出泽连斯基在英语交流中的困顿，经常遭遇非母语环境下复杂对话时的挑战。

“salvage”本义是“打捞沉船、抢救财物”，引申表达“挽救/补救（关系/名誉等）；尽力从困境中拯救；阻止坏情况变成彻底的失败”。又如，去年12月12日，泽连斯基受邀仓促访美也碰到同样问题，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编辑德贾丁斯在推特发文透露，乌总统全程用英语对话，让他们感到被尊重的同时，还有点“心酸（poignant）”：泽连斯基搞不懂好几个英文单词的含义，为此频频询问现场的参议员，其中有一个单词便是“僵局（stalemate）”，而这个词时常出现在外媒标题中。

在国务卿鲁比奥看来，双方之所以沟通失败，错在泽连斯基不尊重、不感恩，具体而言，错在他处处“Ukraine-splain”。实际上，鲁比奥玩了个文字戏，把“mansplain”里的“man”替换成了“Ukraine”。mansplain义为“男人说教：（一个男人）向别人，通常为女性，解释某件事情，而且是以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

《纽约时报》“每日一词”栏目曾把“mansplain”翻译为：直男癌的说教。显然，“Ukraine-splain”是具有贬义色彩的动词。有中文媒体把它译为“乌克兰式解释/解读（Ukraine+explain）”：泽连斯基试图对每个议题都进行“乌克兰式解释”。

    由此可见，外交场合的语言交锋往往如同精密的信息战，翻译人员的缓冲作用和调节功能在此类高风险对话中具有独特的战略价值。以此次白宫冲突场景为切入点，我们不妨剖析一下语言中介（或称译介）机制对国际谈判的深层影响。

首先，译介机制彰显非母语对话的“双刃剑效应”。2019年在北约峰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反恐问题发生争执。当时马克龙刻意切换法语通过译员传达立场，将原本激烈的“你的决定愚蠢至极”转化为“相关策略需要更周全的考量”。这一语言选择策略使双方获得额外4.7秒的情绪缓冲时间，最终避免会谈破裂。相反而言，通过文化符号的“等效转换”策略也可展露锋芒。比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2015年战后70周年谈话中使用“痛切な反省”（深切反省）一说，中文译员精准转化为“侵略战争的反省”，通过添加主语明示责任主体。“显性化翻译”有效规避了日式暧昧表达可能引发的历史认知争议，这种“等效转换”策略展现了翻译作为政治话语建构者的角色。

再如，2016年G20杭州峰会期间，某国领导人用俚语暗讽东道主环保政策，译员通过“贵国在绿色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给我们带来重要启示”的转译，既消解了攻击性，又维护了对话框架。这种“语义消毒”技术遵循“保留核心信息，重构表达形式”的原则，通过处理降低语言锋芒。相关研究显示，领导人使用母语时，平均语速降低23%左右，攻击性修辞使用率下降约41%，这就印证了翻译环节对冲突的缓释功能。

其次，译员可弱化特朗普式话语的“火药桶”风格。有关研究通过分析这位美国总统2017-2021年间327场外交会谈记录发现，其惯用的“极限施压话术”包含三个特征：1.高频使用绝对化词汇（必须/绝不），占比达37%；2.每句话平均包含1.2个隐喻性攻击词语，如“吸血鬼（bloodsucker）” “寄生虫（parasite）”等；3.比正常外交语速快18%。而当对话双方均采用此类语言模式时，冲突升级概率大致提升65%。

比如，2020年美国与土耳其领导人会晤中，埃尔多安总统通过坚持使用土耳其语，迫使美方翻译将特朗普的威胁性言论转化为政策协商框架，成功将谈判拉回正轨。又如，2021年中美阿拉斯加对话，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16分钟即兴发言里“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的译介处理堪称经典。译员张京采用“this is not the way to deal with Chinese people”的转译方式，既保留立场强度，又避免“eat this set”可能引发的文化误解。这类“修辞降级”技术在不弱化强硬立场的前提下，确保了原始信息的可接受度。

再次，译员可巧妙且得体地使用“三重过滤”干预手法。1.语义降噪：将情绪化表述转化为事实陈述，如将“荒谬的要求”转为“需要审慎考虑的提议”；2.时序调节：通过延长翻译时间（平均4.5秒）为双方创造冷静期；3.文化转码：如将美式直接威胁转化为东方文化接受的警示性表达。比如，2018年美朝峰会中，朝方翻译将特朗普的“彻底毁灭（totally destroy）”译为“采取决定性措施（take decisive measures）”，既保留威慑力又避免触发朝鲜的历史创伤记忆，展现了出色的文化校准能力。

再举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2025年1月24日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话，王毅用了“好自为之”这个比较刺耳的汉语成语来警告鲁比奥一贯的反华言行，人们十分好奇，英语媒体是如何处理这个表达的？由中国外交部首先推出王与鲁通话的中文新闻，西方各大媒体则根据中文的“好自为之”，展开了各色各样“竞译”，其中不难看出译者们微妙且不同的视角、立场、水准、秉性等。

有些是翻译成“behave yourself（放规矩一些）”或“take care of yourself（字面意为照顾好自己）”，可在非对抗性语境中委婉表达“好自为之”，但缺乏“警告”或“后果自负”的强硬语气。也有英语媒体结合上下文外交语境，译为“act prudently（慎所行）”，或“consider your actions carefully（三思而后行）”，或更直接地译成“you should know better（宜更分明）”。其实，“好自为之”蕴含“自我反省”与“后果自负”的双重含义，英语缺乏完全对应的表达（equivalent）。

部分媒体采用解释性翻译，如“Act responsibly or face the consequences（负责任行事，否则承担后果）”，虽冗长但更准确传递了外交信号。中国外交部英文官网的英译文为“I hope you will act accordingly and...”。“（act） accordingly（以应其行）”承接王毅的前句“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应当承担应尽国际责任，应当维护世界和平，应当帮助各国实现共同发展”，显然是把“好自为之”放在整段话语的语境（context）中来处理，而不是紧紧盯住“好自为之”这一四字成语的本身，以至于使劲琢磨，最终硬译。我国官方的如此操作手法（contextualized）使得上下文更加顺畅、达意、得体。诚然，“好自为之”原有的锋芒也磨掉了一些。

最后，机器翻译无法替代“人性缓冲”。AI翻译准确率已达95%左右，但在处理外交敏感词时仍存在较大缺陷。测试显示，GPT-4将中文“勿谓言之不预”直译为“don't say we didn't warn you（莫道无相戒）”的威慑度为89%，而专业译员采用的“hope all parties fully understand the consequences（愿诸方尽知之）”将威慑度控制在54%，更符合外交礼仪和语境。这种精准的情绪量化调节，依赖的是人类对政治语境数万小时的经验积累。

2018年朝韩首脑会谈时，金正恩“适当时候”访问首尔的承诺，韩方译员即时追加“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的解释性翻译。这种“语义锚定”技术通过补充隐含条件，为后续外交操作保留弹性空间，体现了翻译作为协议文本“预处理器”的功能。随着AI同传技术的发展，人机协作模式正在重塑行业图景。但历史经验表明，涉及文化潜台词和政治隐喻的转换，仍需依赖人类译员的判断力。

毕竟，外交场域的每个词语甚至每个音节都可能成为历史转折的支点，这要求翻译官必须既是语言专家，更是战略分析师。无数外交实践表明，保留翻译环节能使谈判破裂率降低约28%，协议执行率提高约19%。即便在双方语言相通的情况下，引入“礼仪性翻译”作为安全阀，已成为大国博弈的隐形规则。毕竟，在国际政治的悬崖边上，有时0.5秒的语言延迟，就是避免坠落的最后机会。

回顾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与赫鲁晓夫通过翻译进行的书信往来，成功将核战争风险系数从0.78降至0.33。关键转折点在于苏方翻译将赫鲁晓夫“在你们的海岸点火”调整为“在贵国附近海域部署”，回避了直白的战争隐喻。这种处理危机的智慧在数字时代依然具有指导价值。咬文嚼字也好，译介调节也罢，各国外交部翻译技术人员都是为特定语境、预设受众以及本国地缘政治利益服务的。

绝对没有统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