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载云：1938年出生于上海。1962年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电机系。曾长期在上海电缆研究所工作，历任副所长兼总工程师、电缆所高级顾问等职，现任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理事、电线电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通信学会会士，上海通信学会有线传输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线电缆分会通信电缆及光纤光缆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曾兼任上海浦江缆索厂董事长，1995年因参加南浦大桥工程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56年踏上去苏联留学的路
我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个爱国的电信工程师，母亲是个职员，当过打字员、秘书。全家靠薪水为生，家境属于小康水平。1942年当我还是个四岁顽童的时候就开始上小学，这并非是由于我天资聪敏，而是因为学校离家很近，家里子女又多，早些上学可以让父母少操心。上海解放后，我在上海市立育才中学读初中。
和平的环境、舒适的家庭、良好的社会风气、严格的学校教育，加上党和国家对我们“长在红旗下”年轻一代的亲切关怀，使我在中学时代获得了较全面坚实的基础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受到家庭（主要是父亲）和学校教育的影响，我很自然地选择了一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道路。高三毕业时，我很想去报考军工专业，但在毕业前不久，我出乎意料地被学校推荐报考并录取为留苏预备生。当时选拔考试，我们高中毕业班可以去21人，比例还是很高的，我的成绩在班上属于中上水平，家里也很支持我去，我就去同济大学考试，没想到考上了，全家都很高兴。
从我1954年踏上北上的列车，跨过长江、黄河到北京上学起，我才真正意识到要开始独立生活，这也是我思想走向成熟的起点。那时，我国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时期，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等友好国家的支援，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迅猛推进，这就迫切要求国家尽快培养出一大批精通社会主义建设业务的专业干部和管理干部。鉴于当时的个人目标和国家、社会、家庭的目标相当一致，所以，我在学习、生活、锻炼各方面情绪都很饱满，对未来充满希望。到了北京俄专，我就开始发奋努力学习。经过一年的努力，加上年纪小、记性好，我的俄语水平大有长进，考试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
1955年夏，因当时留苏名额有限，组织决定要我留下暂缓出国，我的思想也没有什么波动。在留苏预备班学习的第二年，我当上了85班的副班长，负责俄语学习。1956年，我踏上了去苏联的路，顺利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电机系学习。组织上原决定要我出国去学焊接技术，可是到了临出国前要我改学电缆专业。当时，我对电缆一点都不了解，更不要说感兴趣了。可是，六年的专业定向培养，很自然地让我对这个原本陌生又轻视的电缆产生了感情，并且从初步的兴趣发展到了事业认同感。
留苏期间我获得了一项发明专利
留苏期间，我的主要任务是学习，首先要使俄文过关，其次是要应付测验、考试。1957年11月17日，毛主席赴苏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我十分幸运地在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的礼堂里聆听了他对我们留学生的著名讲话，非常激动。毛主席当时教导我们“一要身体好，二要学习好，三要工作好”，这句话一直伴随着我直到现在。1962年，我以“全优”的成绩毕业，还在苏联获得了一个“作者证”（发明专利证书）。
范载云在苏联
当时，我的毕业设计是针对埃及“阿斯旺水坝”电站工程而设计的“220kv全铝高压电缆及其终端”的项目。在进行毕业论文设计实习期间，我看到了苏联电缆研究院三室科技人员进行了大量有关塑料绝缘电力电缆研究的情况。在对大量绝缘切片显微观察和工艺记录的分析后，我得出了“用现有的挤出工艺制造实心塑料绝缘是无法消除贴近内导体表面的绝缘夹杂和气泡”的结论。在平时和该室同事的讨论交流和争论中，我大胆地提出了采用塑料骨架加压充氮的高压电缆新结构和新工艺的设想，并用学到的理论，收集到有关材料和数据进行了验证、计算和设计，结果出乎意料地说服了我的论文指导导师和他的同事们。他们觉得我的这个建议很新鲜，有一定的价值，他们还认为可算作发明创造，应当去申请“作者证”，即要求承认这个发明是可行的，是有价值的。我通过党支部书记向中国驻苏联领事馆留学生党委请示处理意见。经组织研究决定，按苏联导师意见办理。于是，我的发明专利于1963年获得批准，证号为N0.153315，该结构证明是国际首创，用ST等负极性气体绝缘的高压电缆系当今传输容量最大的结构，最高电压可达500kV，电流已达12000A。
在苏联留学的六年中，我的课余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我曾到哈萨克的荒地上劳动过三个月，还获得过一枚苏联共青团颁发的“垦荒纪念章”。我参加过莫斯科中国留学生的合唱队，在我国第一位女指挥家郑小瑛同志的指挥下上台演出节目。在工厂、在农村、在校内、在校外，我处处感受到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那种淳朴而真挚的友谊。
我的通信电缆事业从农村起步
1962年，我怀着实现我的“充气高压电缆”发明的美好愿望回到了阔别六年的祖国。在工作分配时，我向国家科委、一机部的有关领导表达了上述强烈愿望。他们说，分配到上海电缆研究所工作是实现这一愿望的最好机会。我服从组织安排，被调到了上海电缆研究所第四研究室从事通信电缆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从强电专业转到了弱电通信专业。
在党组织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在“各行各业都要大力支援农业”的号召声中愉快接受了当时在我们研究室内公认的最不显眼的、没啥水平的“农用直埋通信线”的研制任务。
当时，我在京沪两城市的郊区进行了现场调查。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我尝到了甜头，从调查中，我认识到生产的发展是科技发展的基础和动力的源泉。1963年，我在北京郊区门头沟调查时，发现当地的社员和干部都不要安装电话，只希望每家能装个广播喇叭，因为那里生产不发达，社队也没有工、副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对电话没有需求，但广播喇叭可以听新闻、听音乐、听戏剧，还可以当“闹钟”，家家户户都欢迎。
但是，到了四季青公社却得到相反的结论，公社干部认为没有电话没法干活，原来他们是以个人种菜为主并且多种经营的公社，而且又有一定的社办工、副业，商品生产较发达，所以通信工具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借助精通俄文的优势，很快消化了苏联有关“铝芯塑料绝缘直埋通讯线”技术资料，同时又抓好了寿命试验等技术关键，终于使这个课题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成果。1964年订立了部颁标准后开始全面推广，而我也在这次课题中崭露头角，成为农用通信电缆的专家。没想到，以此为起步，我在通信电缆行业一干就是30多年。
带团谈成国内首家光纤光缆中外合资企业
我曾带团谈成了国内首家光纤光缆中外合资企业，也就是现在的西古光纤光缆有限公司，这是参加工作后最令我骄傲的一件事。这家公司是由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西安电缆厂和日本古河电气工业株式会社共同投资兴建，是国内第一家大规模生产光纤光缆的中外合资高新技术企业。
1984 年 6 月 19 日，与日本古河电气工业株式会社签订协议
20世纪80年代，我国光纤生产始终未能形成产业，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国家拨给我们800万美元的经费用来搞光纤。1983年11月，日本古河电气工业株式会社代表团访问上海电缆研究所，商讨今后相互交流和合作的事宜。而后，应日本古河电工的邀请，上海电缆研究所准备组团访问日本，机械工业部决定让通信电缆的产量占当时全国产量的近三分之一的西安电缆厂参加。于是，此次中国电缆技术代表团由上海电缆研究所、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中国电线电缆出口联营公司和西安电缆厂等单位的8位同志组成，我任团长。代表团于1984年6月5日至19日访问和考察了日本古河电工包括制造光纤光缆的千业制作所在内的多个线缆工厂，以及日本电报电话公司茨城通信研究所。
为便于比较，在此期间，我们还参观访问了日本住友电气工业株式会社制造光纤光缆的横浜工厂。整个谈判的过程也是比较曲折的。光纤产业有5种技术，包括管内法、管外法、垂直法等，日本主要是垂直法的发明者，我们想要的就是日本的垂直法技术，它的优点是产量高，废品率低。但是，这个技术日本不愿意给，他们只愿意给最简单的管内法技术。我非常执着，对他们说：因为我是搞技术的，我一定要这个垂直法技术，如果你们不给的话，我们合约就不签了。就在我们临回国前两天，我们谈到了晚上12点多，最终还是与古河电气工业株式会社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6月19日在东京签署了以光纤光缆技术为重要内容的有关协议。
1984年夏，日本古河电气工业株式会社组团访问考察了西安电缆厂和其他相关单位。此后，西安电缆厂代表与古河电工代表就光纤光缆合资项目的技术、商务和法律诸方面问题进行了多次交流和谈判。上海电缆研究所作为中方的技术咨询单位，除事先为西安电缆厂培训部分技术人员外，相关人员还参与了其中的技术谈判，并力争将制造光纤预制棒的VAD（轴向气相沉积）技术写进转让合同。1986年7月3日，西古光纤光缆有限公司成立，并于1988年10月正式投产。现在这个公司在原址历经几次扩产，已具有年产超过1000万芯公里光缆的能力。
自行研发制造南浦大桥斜拉索
20世纪80年代，黄浦江的过江交通还只能依靠轮渡，落后的摆渡交通严重制约着上海的发展。于是，在黄浦江上建造南浦大桥的方案，摆上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案头。
南浦大桥建桥方案的最大亮点就是净空高度达46米，是中国当时净空高度最高的桥梁。建成后的大桥不仅要“一跨”过江，而且要满足黄浦江上5万吨级轮船的通航能力，所以桥下不能有桥墩阻拦。只有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斜拉桥形式，才能依靠缆索拉力把整座桥梁腾空拉住。但是，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一家厂家做过这种缆索，既没有人才，也没有技术。于是，上海把目光投向进口，向世界上能够生产桥梁缆索的日本、德国、法国的企业询价。外商看到中国有急需，便把2000美金一吨的价格，一口气涨到了11000美金一吨，加上技术费、运输费等，南浦大桥所需的1500吨缆索成品运到工地，总价折合人民币1.7118亿，达到了全桥总造价的20.88%。这对当时面临一系列城市发展旧账的上海来讲，是一个难以承受的价格。
为了打破外国的技术垄断和价格压榨，上海决定自行研发制造桥梁缆索，这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的头上。起先，上海市政设计院找到了上海电缆厂的三车间，看到车间里约500米的车床，就决定要让他们做缆索。但是，他们觉得很震惊，电缆和缆索完全是不相干的两样东西，一个这么粗，一个这么细，根本不可能完成。于是，领导找到了我，问我能不能干。我当时也不知道能不能干，但是我清楚，缆索和电缆还是有相似之处的，做电缆采用的是“拉包绞”工艺，做缆索也是差不多的。后来，我爽快答应了，让他们拿一个缆索样品来，过了一个月，我在试验车间就做好了。在鉴定会上，当我们做的样品和日本的样品放在一起时，所有的专家都说我们的样品是日本样品，因为我们的很漂亮，数据也好。
1988年，由机械工业部上海电缆研究所、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上海市第一市政工程公司和南汇宣桥总工业公司等单位合资组建了上海浦江缆索厂，我兼任董事长。由于工期迫近，在“利用国内技术自力更生解决南浦大桥斜拉索制造方案”中，我们向市政府立下了军令状：“若未能及时交付南浦大桥核心受力构件——88对斜拉索，共计176根、重达1500吨的缆索成品，愿承担政治与经济责任。”事后，参与研发的技术人员都感慨：这就好比是“抱着炸药包”上战场！
1991 年 11 月，上海南浦大桥建成
当时，我把总项目分割成约40个子项目，采用奖金激励政策，鼓励大家积极工作。科技攻关的队伍兵分两路，充当“开路先锋”，一路人马研发桥梁缆索的原材料“预应力钢材”，填补国内空白的新产品；一路人马研发缆索制造的设备技术，拿出过得硬的“金刚钻”。技术人员与工人们扭成一股劲，把铺盖搬到厂里，废寝忘食，埋头攻关，经常是晚上定方案，半夜就画图纸，早上就开始加工零部件。大家一口气苦战了6个月后，终于，330米生产设备开始安装，并在45天内完成了任务。1989年11月完成了大桥使用的缆索交付。我们研制的缆索拉力能达到200%，长度采用激光切割，极为精密。由此，我订立了企业标准，因为质量很好，市场上无需做广告就广受欢迎。
南浦大桥建成后，全长8364米、主桥长836米、主跨423米，是当时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斜拉桥。1995年，南浦大桥工程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从1991年12月1日通车以来，至今已在黄浦江上历经风雨30多年了！
南浦大桥原先的设计车流量为4.5万辆一天，但是随着上海的发展步伐，南浦大桥的日车流量早已达到12万辆以上。2016年，在南浦大桥缆索25年使用期限来临之际，相关技术人员对缆索进行了全面“体检”，除了对缆索的一些接连部件加以紧固外，没有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还能继续使用下去，这足以说明我们当时的技术还是过硬的。
担任留苏分会普希金合唱团团长
退休后，我积极参加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的活动。上海市欧美同学会自从1984年恢复活动后，留苏分会就成为第一批分会，先后加入的留苏学长有五六百人。蔡镇钰担任了很长时间的分会会长，他是中国建筑大师，也是一位资深音乐爱好者，和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温可铮是好友。他说，留苏学长都喜欢唱俄语歌，现在大部分人都退休了，也有时间，就组织一个普希金合唱团吧。这一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
1999年6月，在普希金诞辰200周年的时候，普希金合唱团成立了，推选我任团长，我在合唱团里唱男高音部。合唱团运转所需的经费，都靠团员作贡献。蔡镇钰会长就经常作贡献，合唱团没有钢琴，排练不方便，他听说某个地方有台二手钢琴转让，就自掏腰包1万多元，请秘书长朱逸芳买了回来。当然，也有其他团员给合唱团提供募捐、赞助，我也曾拉来1万元赞助。
留苏学长都很有组织性纪律性，合唱团每次排练，几乎都没有人缺席。纯正的俄语演唱是我们最大的特色，我们演唱的俄语歌曲超过百首，包括很多较新的俄语歌，如莫斯科奥运会闭幕式主题歌《再见，莫斯科》，又如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插曲《亚历山德拉》、电影《办公室的故事》插曲《我的心儿不能平静》……好多歌曲连俄罗斯人都不会唱，但团员们都会。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放声歌唱，又回到了那个风华正茂的岁月。著名翻译家薛范也是我们合唱团的老朋友，因为大多数俄罗斯歌曲都是他翻译的，他有请必到。
普希金合唱团给大家带来很多欢乐，也增强了同学会的凝聚力。合唱团时常参加各种演出，也多次受邀出席俄罗斯驻沪总领馆的晚宴和联谊活动，还上过好几次电视台，2000年4月，我们参加了当时东方电视台的演出，唱的是《喀秋莎》，主持人是曹可凡。还有一次，我们在上海商城剧院登台演出，被誉为“能表现俄罗斯歌曲原创风格的独一无二的合唱团”。一年一度的留苏分会年会，是我们留苏学长的大聚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普希金合唱团都要表演好几个节目，压轴节目总是大合唱。
近年来，团员大都已是耄耋之年，外出活动风险也随之增高。尽管排练频率降低为两周一次，但大家依然热情高涨。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从2015年起，我和几位骨干商量提出，团员都要签订一份承诺书，无论是路上还是活动时，发生摔跤或什么意外都自己负责，每次出来前也都要向儿子女儿关照好。承诺书一式四份，不签不能来唱歌。此后的五六年，都平安无事。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合唱团才停止活动。
2022年11月16日，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进行换届选举。我作为老学长代表参加了大会，我向当选为新一届分会会长的邵宁送上了一份账册——普希金合唱团的经费账目，包括一本《往来账》和两个信封，分别装发票和历年来剩余的经费。这剩下的经费，我一直想交给分会，这一天终于如愿了。我在普希金合唱团的工作，可谓有始有终。
回首过往，毛主席关于“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教导，60多年来我始终没敢忘怀。从读书时以“全优”成绩毕业，到工作后兢兢业业36年，1998年退休后至今仍发挥余热，我还一直坚持锻炼身体，身体很健康，到老连眼镜都没配过。我很欣慰能为祖国的电线电缆事业作出贡献，也能够完成国家交给的重大任务。
（采访：黄金平、王利亚、董婧；整理：董婧；王利亚2025年4月修改补充；董婧：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王利亚：我会会员）